湖南师范大学二○○五年硕士研究生录取思想政治情况 杨天石，笔名苏人、江东阳、吴之民、梁之彦等，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4月来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评聘为研究员。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及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 龚书铎（1929.3-2011.11），男，福建泉州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市历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11月9日，龚书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新时期倡导、推动社会史研究者之一，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属于交叉学科研究，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联系桥梁，此种研究给予历史学以新的活力，促使史学功能从政治向社会文化方面转化。

著有《中国社会史概论》（2004），著重理论探讨，并提出关于社会史史料的新概念和搜集方法。主编并撰写《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8），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初期起过积极作用 陈垣（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出身药商家庭，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陈寅恪（读音：chén yín kè，文化界、学术界中人则多数念"chén yín què"。

），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钱穆（1895.7.30-1990.8.30），男，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白寿彝（1909年-2000年）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 白寿彝把毕生的心血放在史学领域，他曾受教于冯友兰，师从顾颉刚。与郭沫若、臧克家、季羡林为好友。 文革惨遭患难，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 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白寿彝一生著述颇丰，他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回族 人物志》等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1999年，由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版，江泽民亲笔致信祝贺，对《中国通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

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进化史观、白话通史、融合社会学 陈旭麓（1918~1988），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初名修禄。陈旭麓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大创始人之一。陈先生生前还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初中本国史》《浮想录》等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学术贡献编辑 史学研究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3]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民俗研究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 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吴歌研究：1918年，他因病休学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响，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

他的搜集工作只有八个月，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得到来自文学方面的称赞。胡适说:《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了。”他此书突出的成绩在于对歌谣结合吴地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民俗)进行阐释；标明歌谣适合的场所、参与者、具体的动作等；不同地域歌谣的变化；特别是它内容详实的附录———阐述了从题目的类型到《诗经》以来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 《吴歌甲集》“不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像这样比较完善的民间文学整理本，不要说在解放前，就是在解放后也是不多见的”。 故事研究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

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

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与新文化运动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成立，顾颉刚被列为首批社员[4]。今查《新潮》杂志，署名“顾诚吾”(顾颉刚笔名)的诗文，计有《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悼亡妻》、《杂诗两种》、《山中》以及两通与傅斯年的通信，另有一篇1919年1月应约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所撰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专号未出，直到1984年才发表)。 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革传统的命，是从破坏家庭开始的，到1919年1月，傅斯年仍沿袭此论，写有控诉家庭之恶的《万恶之源》。顾颉刚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也是有感而发，他由“家”联想到“国”、由“父”想到“君”，由此想到“君学”乃“愚民”之学。其内心充满的是对自主、自由的渴望。但像那个时代多数半新半旧的读书人一样，顾颉刚所受的家庭羁绊也一直未除。 不过，顾颉刚思想的激烈之处一点儿不比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差。他1918年12月18日致信傅斯年，谈及《新潮》杂志的办刊方针，“处处用《新青年》作反证”。

据他说，是担心《新潮》摹仿《新青年》，“做了个附属《新青年》的报，以至徇人忘己，没有自己独立的心思，为陈独秀辈所利用”(此部分内容今不存，现据顾颉刚致叶圣陶信，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预备在《新潮》刊登此信的傅斯年明显感到了信中内容的刺眼，故先转送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审阅，后来刊登时，也删除了相关的内容。这一做法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他在日记中抱怨说：“吾之责《新青年》，乃欲《新潮》杂志之不犯此等弊病，非与《新青年》争口实”。他强调此为致傅斯年个人的信，本是不适于传阅的。但此信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些。在信中，顾颉刚还提到“我辈当自知学问未充”。过去我们总觉得“五四”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是在学生的激进行为后，经过反省，才感受到自身学问之不足的，但顾颉刚的话是在“五四”之前。 顾颉刚同意傅斯年办杂志以“造成风气”，建设“理想的社会”，但他出于对学生们的学问基础不自信，特别强调要《新潮》杂志用包容的心态，“舍短取长，交互进益”(第179页)。在另一信中，他还希望有人出面“作一篇什么叫做学问”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学’字，涵义太广”(第181页)。

他说：“总须随时随处表明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与大家同居一社会，帮助着他们进步的人，不是聪明独出，看着一班人只配给我蹴骂的。” 当然，顾颉刚的思想也有两面性。与学问志向相投的傅斯年，他谈的是学问根基的重要，与热衷于社会活动的罗家伦，则主要谈改变社会，这后一面，也并非全是迎合。因为直到1919年6月，他似乎都在为学生运动的风潮和人心的激昂所感染，他为没有直接在场而感到惭愧。 前述对《新青年》和陈独秀的不满，也不说明学生与老师之间有多大矛盾。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顾颉刚就十分关心，在致傅斯年和罗家伦的信中，他希望北大出面营救，并且出主意说，可以把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公布，以获取社会的同。从顾颉刚的通信中亦可看出，五四时代北京学生的派别之争。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捕。虽然在致狄君武(膺)的信中，顾颉刚说：“《国民杂志》专在民族自决上下工夫，《新潮》杂志专在文化运动上下工夫，二者互相辅助，不出五年必有大效”。但他还是忠告对方：“学生的责任第一步是鼓吹，第二步是行动”。在致挚友叶圣陶的信中，更是称被捕的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逢事起劲，不学无术”。 6研究书目编辑 顾颉刚先生学述 刘起釪 中华书局 1986年5月出版。

顾颉刚先生著述年谱 郑树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4月出版。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0年4月。 顾颉刚年谱 顾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顾颉刚评传 顾潮、顾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刘俐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9月。 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 陈其泰、张京华京华出版社 2001年2月。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王学典主撰 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版 港台研究书目：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 （美）施耐德著（1971年）梅寅生译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4年1月。 《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 （德）吴素乐 顾颉刚最后三十年 （德）吴素乐 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 （德）吴素乐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王泛森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87年。 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彭明辉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年9月。 据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