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樊佳璇 人文清华讲坛

他从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发掘蛛丝马迹，

建立起时间跨度长达267年的清代关税数据库；

他用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历史，

用历史的解释反观政治；

从英语小白到写出英文史学专著，

他始终对历史抱有赤子般的热忱，

他说“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历史学是最有意思的一门学问”；

他不喜欢“为历史学献身”的说法，而是说：“历史学就在那里，喜欢它，为它付出就行了”；

他就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倪玉平。

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运河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哈佛燕京、UCLA访问学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中央大学客座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出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主编《中国运河志·通运卷》等学术著作。

从宁波到北京，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全长3200公里，世界九大运河的总长不到它的一半。

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到隋炀帝下扬州康熙乾隆下江南，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中国大运河历时2500年，见证历史的风起云涌。

从四大名著到昆曲京剧，从文化到科技，中国大运河滋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6月9日晚7点，人文清华讲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倪玉平讲述《大运河，流动的国家记忆》，带我们重新认识这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文化之河。

从《资治通鉴》开始入门

倪玉平1975年出生在湖北汉川，幼年时期物质不丰足，能接触到的书则更少，《三国演义》《水浒传》看了又看，那些经过文学演绎的虚构故事点燃了年幼的倪玉平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冥冥之中指引他后来的人生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历史学是最有意思的一门学问。”

1993年，倪玉平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社交娱乐活动的干扰，他在大二做了一件“今天看来依旧觉得特别正确的事情”——用一年的时间把《资治通鉴》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自春秋战国三家分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停笔，涵盖了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倪玉平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至少要看一卷，在一年里读完了整本294卷。司马光写秦国统一，不止写统一是天下大势，而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对战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维度的复杂博弈进行了拆解，教科书中被高度凝练甚至略显生硬的人和事在司马光的笔下，变得生动鲜活，让倪玉平深受启发，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所渴望了解的人类发展规律或许就藏在偶然性与必然性奇妙交织的一段段历史中，《资治通鉴》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学的新窗口，他直呼自己从此真正爱上了历史学。

谈起历史的“好玩”之处，倪玉平显得兴致高昂。他说历史本身是复杂的，阅历、观念的不同决定了人对历史会产生不同的解读，最终建构出一段立体的历史，也正是因为历史的多重解释性，历史学的研究永远不会停止。“历史是一个特别大的实验场，我们人只能活一辈子，但是通过历史，可以让我们人生的广度、深度获得极大的丰富。”倪玉平表示近年火热的“穿越”题材，其实就是将现代人的思想投射到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探寻多样的人生体验。

从《道光实录》中“筛”出来的研究课题

合上《资治通鉴》的最后一卷，倪玉平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希望能做出《资治通鉴》一般具有恒远价值的学术研究。本科毕业之际，他抱着要长见识的心态决定到北京读研。1997年，倪玉平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明清史方向的硕士，师从赫治清教授，研究清代嘉庆道光以来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变化。

在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倪玉平费了一番周折。清史研究分为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到清军入关的早期历史、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以及嘉庆道光时期，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史则被划分到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做历史研究，对于一手史料的掌握至关重要，清军入关之前的大量史料都是用满语写作的，倪玉平在满语这种竖直书写的拼音文字面前果断选择了“知难而退”；而对于当时颇为热门的康乾盛世这一研究领域，倪玉平又选择了“避其锋芒”;经过一番选择，他将目光聚焦在了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并从当时的“漕粮海运”入手，撰写硕士论文。

从故宫档案中“翻”出来的博士论文

2000年，倪玉平到北大历史系继续攻读古代史博士学位。从道光六年到宣统年间，“漕粮海运”的持续时间横跨了整个清晚期，尽管晚清史已经不属于古代史的研究范畴，但倪玉平依然在导师徐凯教授的鼓励下，持续拓荒，探讨晚清“漕粮海运”能够“垂而不死，衰而不亡”背后的政治肌理。通过阅读大量史料、档案，一步步将硕士阶段研究的内容扩充，系统研究了清代财政，写出了五十万字的博士论文。

为寻找史料支撑，倪玉平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埋头查阅资料。在东城区祈年大街的新馆启用之前，第一历史档案馆旧址长期设在故宫西华门内，读博士的前两年，他常常骑着一辆刹车不太灵便的自行车往返于故宫与北大之间，白天到故宫查阅档案资料，晚上回到学校再将白天抄到的数据录入到电脑中，风雨无阻。记载着历代皇帝朱笔御批的珍贵史料也融入了倪玉平的生活，从倍感神圣的乍见之欢变成了朝夕相对的久处不厌，唯一令他感到“不开心”的，是档案馆中午11点到2点要闭馆，他只能在这段时间里到故宫走走逛逛，以至于后来对故宫都出现了“审美疲劳”。

因为始终对历史抱有极大热情，在旁人看来颇为枯燥无聊的档案工作，倪玉平反而觉得乐在其中，与熟悉的历史人物在无尽的资料中不期而遇，在档案资料中捡拾历史碎片，还原清代历史拼图，循着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厘清文字背后的利益纠葛，总是让他乐此不疲。

博士论文修改时，时值北京非典肆虐，倪玉平与导师只能戴着口罩在北大东门“接头”，每次递交厚厚的一摞书稿后，过一段时间再从导师那儿拿回满是红色修改字迹的书稿，前后经历了五轮修改，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研究》，这篇著作被赞为“史料翔实、叙事缜密、论有新见的学术力作，填补了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空白”，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荣誉。

勤勤恳恳查档案，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习惯贯穿了倪玉平的学术生涯。其中清代关税研究，前后花费了十几年，他遍寻大陆、台湾的所有相关现存史料，建立起自1644年清军入关至1911年清朝灭亡，横跨267年覆盖全国四十多个关口的清代关税数据库，为理解清代政治、经济运行状况提供了有益帮助，也为后续其他学者从事清代关税研究极大扩充了史料。

博士毕业后，面对不同的就业方向，倪玉平甘愿清贫，选择继续在学术领域深耕，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同时在经济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的工作。盐政、漕运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关系国家稳定的重大事业，倪玉平在漕粮海运的研究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盐政方面的史料，于是他在博士后阶段自然而然地切入了盐政的研究，系统梳理“两淮的盐政改革”。经济所强调用经济学的方法推动历史学的研究，使在正统历史学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倪玉平获得新的启发，他开始有意识地加强经济学理论的学习，用博弈论来统摄两淮盐政的改革，将通货膨胀等概念引入关税数据的研究中，也将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与国家大分流结合。

倪玉平将历史学的研究比喻为盲人摸象的过程，每个研究者都基于自己的视野还原历史的一部分真相，汇聚成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而经济所的经历则为他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的全新视角，帮助他更立体地还原历史真相。

从全球视野看清代经济

2007年，倪玉平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2011年，到哈佛大学经济系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期间他广泛参与了经济系、历史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课程，在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中获益匪浅，极大提升了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他也开始思考从全球视野看清代经济史。

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倪玉平带着一股“有必要给外国人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人写英文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冲动，写出了一本全英文的史学著作，这就是后来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清代关税：1644-1911年》，这本书也成为他清代财政研究的代表力作之一。

从欧洲回国后，倪玉平的学术生涯陷入瓶颈，他不愿意重复没有挑战的、未开始就可预见结果的研究，但却找不到突破的方向，迷茫之中他开始阅读《曾国藩日记》，透过曾国藩日复一日的生活记录，倪玉平看到了冠冕堂皇的官方文书背后细腻、复杂的人性博弈，也在这位晚清名臣“勤能补拙”的人生哲学中获得持续的精神滋养。

2014年倪玉平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清华浓郁的理工氛围给这位人文学者带来巨大冲击，倪玉平在与医学、化工、热能等学科老师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拓宽着历史学视野。清华历史系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广为人知的“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先生同时也是历史学教授，自建系之初形成的“中西交融、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传统延续至今，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历史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交叉。接续、发扬清华史学传统，同时加强国际交流，成为倪玉平参与清华历史系建设的重要责任。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到，一国的国民要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倪玉平深以为然，因此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工作，倪玉平还在为提升国民的历史素养努力。目前他正参与教育部组织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的修订工作，他主张在保留历史主要脉络的同时，增加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作为对历史教材的有益补充，他还亲自撰写了给孩子阅读的历史书，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元朝到清朝结束的历史故事，以此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民族历史的基础认知。

回顾多年以来的学术成果，倪玉平认为有两篇得意之作。一是发现“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身居高位的总督、巡抚之间毫不留情面的互相攻讦谩骂，让他大跌眼镜，也让他意识到裹挟在宏大社会变迁中渺小个体的利益博弈。近些年，他从更宏观的层面思考清代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经济中心东移”的观点，这其中涉及人口、地理、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等多维度的互动，做好这个兼具广度和宽度的宏大观点的论证是他目前最想完成的工作。“一个学者其实一辈子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不多，能够把这个目标达成，我觉得这一辈子就算挺值的了。”

倪玉平不喜欢“为历史学献身”的说法，他说“历史学就在那里，喜欢它，为它付出就行了”。他不对自己的人生设限，他说他的人生由兴趣驱动，而他对这样的人生总是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