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项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
历史学与民俗学
从广义来说,人类一切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都是历史,民俗当然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但狭义的历史指的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生活与事件,而民俗具有非书面传承和现实性的特点,因此历史学与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任务都有很大不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历史的人必须了解民俗,因为民俗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民俗的人,也需要参考历史文献,并了解与各种民俗有关的历史背景和史学理论。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
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俗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自然也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在有的国家,民俗学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但文化人类学关注人类一切文化现象,侧重于从整体上对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以及文化的类型、结构、机能进行研究,这与民俗学只注重研究民间文化传承,是不尽相同的。
社会学与民俗学
社会学以社会生活为对象,民俗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学与民俗学侧重点不同,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关切;民俗学则主要关注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只对具有传承性的、反复出现的生活模式及相关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换句话说,社会学的视角侧重于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解剖,民俗学的视角则是着重对传承性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阐释。
民族学与民俗学
民族学和民俗学两者都以民族文化为研究主体;民族学研究离不开各民族的民俗现象,民俗学研究也需要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辅助。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还有明显的差异,例如民族学家比较重视整个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民族的迁徙、融合、分化等问题,民俗学家所关注的则是各种社会群体中民俗事象的本质、功能、结构特点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等等。
除了上述与民俗学关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外,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哲学及其它一些学科也与民俗学有一定关系。民俗学借助考古资料提供实证,考古学则利用民俗学理论释读文物。语言民俗的研究必须借鉴语言学的方法与成果;而作为民俗现象之一的方言俗语、民族语言等,又是语言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宗教学主要研究古今一切宗教的性质、特点、功能及其产生、发展、演变及消亡的规律等;民俗中的信仰习俗,如原始崇拜、巫术、信仰、禁忌等,也是宗教学研究的对象。民众的哲学、道德观等,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这种民众的哲学与伦理观,在民俗中又都有相当的反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P7~P8
在较为流行的北美人类学知识构架下,人类学包括以下四个分支学科: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若将上述四个分支再归类,则侧重于自然科学关联的人类学是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而侧重于人文社会学科分类的文化主旨的广义研究包括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狭义研究则仅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在欧洲的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人类学侧重体质与人性的研究,而民族学则是另外的一门学问。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美国通行使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而英国学界常见社会人类学的用法。
人类学从西方传到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也有不尽相同的分疏。在日本,历史上仿照德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划分,人类学一般指自然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前者有日本人类学会,后者有日本民族学会(数年间曾有改名文化人类学的倡议),但一些语言人类学家一般参与民族学会的研究,而考古学家则多卷入历史研究。
20世纪初叶,中国早年求学欧美的留学生返国后,带来了美英德法等不同国家的不同传统——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内地的使用并存;及至50年代,来华苏联专家携带的带有欧陆传统的民族学称谓在中国曾有广泛的使用;“文化大革命”以后,因中国少数民族政策、民族院校体制及其学科归属等原因,民族学仍然是主要的使用术语与称谓。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学者使用人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和建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或民族学机构名称添加人类学字样)的频率和比例才逐年增加。
我们考察北美人类学四个分支的划分构架,以及大学的分支学科设置比重,似乎毫无疑问地看出他们的文化人类学倾向。当初,美国人把语言学纳入人类学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大概是由于美国的语言学重视无文字社会的语言的田野工作。而考古学的发展则与重建印第安人的史前文化相关,因此,考古学一开始就作为人类学对印第安人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就中国的学术构架而言,新兴的人类学(侧重文化人类学)刚刚立足之时,考古学、语言学和归属于自然科学的人类学(侧重体质与生物性,而分子遗传学等新学是后来的事)已经有强大的学科实力而独立存在,以往它们和历史学、自然科学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同人类学的关系则处在因缺少跨学科知识而难于联姻的状态中。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P11
人类学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和语言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结构功能到象征认知,语言学理论影响着人类学,同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充实了语言学理论。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大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语言学理论,尤其是雅格布逊音位学理论的影响下,提出结构人类学的理论,他的学说对认知人类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样,人类学家格尔兹关于社会文化的阐释亦有助于语言学者思考理解语境和意义。
今日语言人类学可以认为肇始于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研究。早年,博厄斯所著《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手册》被后人褒称为“近乎于一部现代美国语言人类学的奠基作品”。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萨皮尔和沃尔夫在调查印第安人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又称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决定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感觉。按照这一假说的观点,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法,因而其使用者对相似的外部世界会产生不同的观察,或观察相同而认识不同,即产生不同的世界观。与传统语言学不同,语言人类学的宗旨是研究“人类学范畴内的语言”。语言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不同,他们的技术性语言分析只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以此作为数据和根据,从中推导出进一步的人类学问题。为此,人类学家在“语言与文化”这样的题目下研究诸如世界观之间的关系、语法类型与语义场、话语对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社区的互动。因而,语言人类学有别于探讨语言内部结构的语言学研究,它侧重把语言纳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考察。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P16~P17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般通过田野工作和撰写民族志的方法获得资料与结论。田野民族志研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在美国,民族志研究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是指对不同民族整体性文化现象的研究;北欧诸国、德国、俄罗斯等侧重对民族精神的考察,尤其侧重对本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特征的考察,这被称为民族学研究;苏联的民族识别特征研究显然受德国学术的影响,而中国民族识别特征研究也明确受到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在中国的大学里,民族学和人类学并存,后者受英美人类学的影响。在英法等国,民族学和社会学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两者的研究内容也多有相近,社会人类学因此成为一直延续下来的名称,侧重对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宗教仪式等的研究。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风格,但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仍是相通的,学术研究的多元领域叠压与趋同也相当明显。为此,当今国际人类民族学大会也在名称上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加以并称,以调节那些或多或少的看法上的差别。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P18~P19
尽管心理学、民俗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和人类学相关,然而,和人类学最为靠近的学科是社会学。
在社会关系、组织和行为方面的兴趣一直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所共同分享,所称“姊妹学科”的寓意也主要由此而来。然而其重要的差别在于它们传统研究的社会类别不同。过去,前者强调对国家的研究;后者侧重非国家社会。换一个角度说,传统上,社会学家关注西方工业社会,而人类学家先后调查部落与小农社会,均属前工业社会。因此,也造成两个学科在收集资料的方法上的差别。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问卷和发现其它可测定的资料。长期以来,样本分析和统计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准备;而人类学的统计并不普遍,尽管当代人类学在卷入现代国家的研究之后发生了变化。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P21
语言学和其它科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时从它借用资料,有时向它提供资料。其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例如我们应该把语言学同民族学和史前史仔细区别开来,在这里,语言只向它们提供资料。我们也应该把语言学同人类学区别开来,人类学是从人种的观点研究人类的,而语言却是一种社会事实。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是否要把语言学归入社会学呢?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语言中的一切,包括它的物质的和机械的表现,比如声音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心理的。语言学既然向社会心理学提供这样宝贵的资料,它是否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呢?这许多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轻提一笔,下面还要再谈。
语言学和生理学的关系却并不怎么难于看清楚。这种关系是单方面的,因为语言的研究要求发音生理学作某些解释,而它自己对发音生理学却什么也不提供。无论如何,要把这两种学科混为一谈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可以看到,语言的本质跟语言符号的声音性质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语文学,我们已经确定,它跟语言学有明显的区别,尽管这两门科学也有它们的接触之点,并且要互相借重。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P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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