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贲

托尼·朱特有两个不同的知识者身份：“历史学家”（historian）和“公共批评者”（public critic）。这两个身份有区别，但也相互联系，因为它们背后还有另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学者”(scholar)。

朱特因他的《未竟的往昔》（Past Imperfect, 1992，以下简称《往昔》）在美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也因此成名。在这之前，他是一个以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史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往昔》里，他回到了对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正如他自己在序言里所说明的，这不是一本专业学科意义上的历史书，它“既非一部观念史，亦非一部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史。它期望涉及上述二者共同的研究范围，但在某个简单的意义上，也能够被当作一种对话史来理解：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话进行交流，并在其中探讨关于‘介入’‘责任’‘选择’等问题”。

朱特是这个对话中的一员，而不是置身事外的历史学家。他不只是以史学陈述者，而且更是以历史批判者的角色来反思战后岁月的法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道德。这个反思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回顾和回忆自己的往昔。如果说《往昔》是朱特对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往昔的批判性回顾，那么《思虑20世纪》（以下简称《思虑》）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的往昔所做的总结性回顾。

“圈外人”

不惧独自说出不快真相的思想者

在托尼·朱特生命的终点时刻，定位知识分子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思想、历史、政治、道德、责任，而不是他的人生细节——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回忆。

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和伦理困境一直是朱特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在《思虑》里也是如此。这部混合了他自身经历和对20世纪欧洲和美国思想事件的对话录——与他对话的是另一位东欧问题史学家斯奈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而是朱特自己不断形成、调整和改变知识分子定位的往昔历程，是他认为最值得回忆的往昔。

朱特一生都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用他自己在《思虑》里的话来说，是一位“圈外人”。圈外人也称“局外人”，这个“局外”不是指置身事外，而是指勇于特立独行，是在“圈内人”几乎一致排斥“异见”的时候，不惧独自说出不快真相的思想者。

圈外人或局外人思想者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拒绝投身于一种非黑即白、阵营化的文化对立，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在《往昔》中，朱特把捍卫人权当作知识分子的首要政治责任。他认为，人权是欧洲自由传统的核心，而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因为受意识形态对立的束缚，把人权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以此回避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的反人权问题。正如批评家萨缪尔·莫因（Samuel Moyn）在纪念朱特的《知识分子、理性与历史》（Intellectuals， Reason， and History: In Memory of Tony Judt）中所说，朱特捍卫人权的立场形成了他“反极权知识分子理念”(antitotalitarian intellectualism)的基调。

朱特对圈外人的关注，与他自己的知识和政治成长有关，他几乎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难以成为某群体“自家人”的局外人角色。1948年，他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伦敦南部鲜有犹太人居住的普特尼区。这是一个有意离弃自身族群的举动。朱特的父母没有打算按一般的犹太人那样来培养他，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英式教育。然而，他在同龄人那里得到的敌意始终在提醒他是一个外来人。在中学时，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数度前往以色列，在基布兹当水果采摘工。生活在以色列让他开始对那里僵化的意识形态感到不自在。他渐渐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好斗的且渴望侵略邻国的中东国家。他怀着沮丧和厌恶之情离开了以色列。30年后，他在美国批评以色列，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建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异见者。

朱特一生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这既是受家庭的影响，也是他同时批判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果。他的祖父早年是沙俄的社会主义政党“崩得”的支持者，他的父亲则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或者说是个对斯大林主义持有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者。父亲送他的第一套大部头著作便是多伊彻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很早便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但是，他鄙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亲共知识分子。他欣赏的是像乔治·奥威尔和阿瑟·库斯勒这样的左翼不同政见者。他虽然是一名左派知识分子，但与共产主义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正如他在《思虑》中所言，吸引他的始终是那个作为政治评论家的马克思，而非作为革命预言家的马克思。

1968年法国“68风暴”爆发时，他刚好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本科生，他也参与了发生在剑桥大学的反越战大游行，并于1968年春前往巴黎。但他早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熏陶使他对巴黎流行的观念——学生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唯一的革命阶级——本能地感到怀疑。同一个原因也使他对20世纪70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予以蔑视，因为这种文化研究一边宣称拒斥了马克思主义，一边却又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将工人阶级换成了学生、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和一切对既有权力与权威配置感到不满的群体。正是在这个时候，已是中年的朱特自学了捷克语，去了东欧，结识了那里的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

在西方知识分子中，这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局外人”的行动和政治选择。

幻灭中的共鸣

对另一半欧洲的认知

在朱特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冷战后的知识分子政治回顾中，马克思主义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的迷恋，之所以是政治和道德的不负责任，是因为他们崇尚革命的暴力手段，并对暴力手段的恐怖统治表示理解和接受。这种趋向由来已久。朱特指出，1917年之后，欧洲共产党知识分子与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世俗斗争及其有益的社会或美学后果的深切迷恋。……他们将死亡同时作为战争和国内暴力的正当理由和魅力所在：从这样的混乱中将诞生一种更好的人类和一个更好的世界”。

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对共产主义幻灭的左翼知识分子，如奥威尔、库斯勒，已经对此有所觉醒和反思。在朱特的同时代人中，那些深刻思考自己幻灭经历并写成各种著作的有许多是东欧人，包括波兰哲学家和思想家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尤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1979）。

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而苏联的极权统治是歪嘴和尚念歪了马克思主义的好经。朱特认为，歪嘴和尚念的是歪经，不是好经，这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的深刻危机。

朱特了解东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因为他自己有过类似的幻灭。对东欧人来说，公开表现这种幻灭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都经历了幻灭：我打消了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而他们则放弃了残存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我的幻想所浪费的不过是时间，而我的波兰同辈则为他们的幻想付出了实质的代价：在大街上，在监狱里和最终在被迫的流亡中。”在东欧，这种幻灭是清醒认识的结果，也是那里知识分子成熟的标志。

朱特坦然承认，在接触东欧知识分子之前，他自己也有那种西方人“对另一半欧洲历史的无知”。他能理解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倾”，但是，1968年东欧发生变化后，这种“左倾”的不负责任和政治危害让朱特觉得再不能坐视不理，这是他后来写作《往昔》的动机。

公共写作

学会谴责，学会赞美

朱特是一位历史学家，法国社会主义历史是他的专业，但是，正如他在《思虑》中所回顾的，“20世纪90年代，我逐步拓宽了自己公共写作的范围：从法国史中撤出，进入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东欧的政治和历史，进而进入欧美的外交政策问题”。

朱特的这一知识和写作变化缘起于偶然的原因，是《纽约书评》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要他打消一个学者的顾虑，开始一种他本不熟悉的写作。这使朱特有机会去思考和评论一些与他的史学研究相去甚远的话题。朱特在美国公共媒体上发表的评论后来收入了他的《重估价值》一书——这本书的文章让他“有意识努力，辨别和拯救20世纪好的智识生活的精髓”。在《思虑》中，他对西尔弗斯为他创造的机会充满了感激。

同时从事两种不同写作的朱特，一面撰写《战后欧洲史》和其他著作，一面给《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定期写稿。朱特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于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并不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我决不愿耗费时间单单去创建一条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他觉得自己“从不是纯粹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朱特在《思虑》中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知识分子”，一个不是投身于“某种宏大政治真理或叙事真理”，而是“贴近更小的真相或真实性”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公共写作的知识分子，朱特说，“我学会了谴责，也学会了赞美。这很可能是（思想）成熟的自然作用。”并且，由于这样的公共写作，“我毫不怀疑，我的工作因此大有长进”。

在公共写作中，他对许多20世纪在思想界有影响的人物——汉娜·阿伦特，库斯勒、柯拉科夫斯基、普里莫·莱维、马内·施佩贝尔和卡罗尔·沃伊蒂瓦、阿尔都塞、马丁·艾米斯、吕西安·戈德曼……贬褒分明，写作风格迥异于历史学的专业写作风范。

朱特重视史学的公共意义，认为史学的职业伦理是与史学的公共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史学伦理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相”。史学不能拿过去来迁就今天的目的需要。“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事实上都将历史视为实际政治论辩的一次演练。其要义是要揭示某些为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过去：纠正对过去的某种误读，通常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偏见。这么做的人对之毫无羞耻之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很令人失望。它如此明显地背叛了历史的目的，即理解过去。”但朱特也承认，他自己的《往昔》就有这样对待历史的嫌疑。

朱特自己是带着当代问题意识去写历史的，因此，他特别意识到史学家必须面对的方法论困境，那就是，带着当代问题去论述历史，这可以是史学家带着今天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历史和叙述历史，也可以是史学家戴着今天的问题意识去整理或思考历史，这里面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解答也许并不在于史学家是否应该有当代问题意识，而在于他对历史的论述是否真实，是否掩盖过去的真相。这就需要史学家有个人的专业素养，也需要历史学家们能一起维护集体的专业正直。

尽管如此，历史并不只是为学术“圈内人”而写的，其他的人文学科也不应该只是以少数越划越小的“圈内”人为读者。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在学术圈子之外的公共社会里也有读者。善于公共写作（如通俗读物、报刊写作、时评和时论）的史学家比纯粹学院派的史学家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公共写作的要求。好的历史著作需要运用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明快语言和清晰逻辑，而不是奥涩的专业语言和似是而非的“辩证”逻辑。

在这一点上，朱特的主张和实践与乔治·奥威尔相似。史学家必须重视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责任为公众写作，“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朱特称史学家的这种责任为“公民责任”，“我们不只是历史学家，还是且始终是公民，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技能用于公共利益”。

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们不是一些自以为是在“捍卫和推进宏大抽象理念”或对事事都急于表态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在学术活动之外，意识到并行使自己民主公民责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而这又正是为了不让对专制的抵御和对人权的捍卫失去最佳的也是最后的屏障。

本文原载于2016年6月2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撰文：徐贲；编辑：一一，孔雪。

题图 | Credit René Burri/Magnum 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