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例由宰相监修。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监修成为定制。

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此外，由李延寿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且分工撰成，成书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难免有抵悟重出现象。

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该书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魏晋以降，文史逐渐分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独创性的看法。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无所阿容，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二篇，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才、学、识。他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己的独到见解。

《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先前，刘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其书，认为条目未尽，乃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

《通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