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常在河滨大楼寓所。管一明 摄

对唐振常先生，我欠他一篇文章。他作为我的前辈、领导、同行、友好，无论从何角度都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二十年前他是活跃于文坛的明星人物，人称他“老记”、“旧闻家”、“剧作家”、“史学家”、“上海史专家”、“美食家”……名头一堆，但没见对他有什么政治安排，仅仅官拜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而已。如今年轻人大多已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了，至多知道他是“美食家”，但也无缘听他讲吃了。

唐先生文笔漂亮，又爱打历史抱不平，有“儒侠”之称，常年记者生涯，笔头之快，妙笔生花，后者难追。他人也漂亮，尤其年轻时，一点不比电影明星逊色，人称他“小开”、“少爷”，保持着大家子弟风范。他少年受过一段严格的旧学教育，学会死记硬背，造就了一定旧学根底，出口成章，名句随诵。以后他就读燕京大学，深受西学影响。毕业后从事记者生涯，从1945年入《华西晚报》，后去《大公报》，1952年去从事戏剧创作，1958年重回记者队伍，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直到“文革”结束。他广泛接触文化文艺界，见多识广，加上他“半文半白”文字风格，成了他的“看家本领”，笔头快而老练，成他特长。

我与唐先生相识于1978年前后，是我大表姐夫严四光兄介绍。四光是严济慈副委员长公子，常年伴父，曾在《大公报》工作，后入中国社科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与黎澍先生本是旧识，又助《历史研究》杂志复刊，而黎澍先生可以说是唐先生“领路人”，正想调唐先生去北京任他助手，兼《历史研究》副主编，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人。四光兄为人正派热忱，善于交际，熟知国内外关系，每来上海我们会秉烛长谈，他去看唐先生等旧友常约我同行。当时我与唐先生等都属于“天下沦落人”，他刚“解放”，工作无着，我也刚从“五类分子”家庭“解放”，正待选择新工作，我们成了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虽然他比我大20岁，但我们很合得来。记得有一天我在他家闲坐，陆诒先生来了，他是第一时间来报喜的，当天他得知他“右派”脱帽，我们多么为他高兴，也深深感到同喜。这种岁月冗奋与沉重今有几人可知。

唐先生不知什么原因留在了上海，成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而我也在1979年底进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与他竟会成为同事。但他是副所长分管现代史室（后分管上海史室），我进了近代史室，从事《章太炎全集》编纂与研究。我入社科院与他是没有半点关系，但有人以为我是他带入历史所的，这是一个误会。

唐先生为了入行史学界，写了一篇《论章太炎》作为敲门砖，这是黎澍先生给他出的题目。大概黎澍先生觉得“四人帮”把章太炎拔得太高了，把章太炎抬出来奉为“法家”太过分了，应该压一压，所以给唐先生出了这样的题目，亲为唐先生多次改稿，并发表在最重要的《历史研究》第一篇，引起很大震动。唐先生曾戏称他做的许多事，都是奉黎澍先生之嘱而为的，唐先生自称“平素为文，多跟着你指挥棒转，我无悔焉”（唐振常致黎澍信，载《世纪》2022年第四期，唐明《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他们相识于四十年代，唐初出茅庐，而黎澍早已是地下党员，领导文化战线斗争，他们曾同居一室，关系密切，唐主动接受黎的领导。

可是让唐先生入门史学界从章太炎着手，实在不是高明主意，因为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要读懂章太炎谈何容易。他为写文章而写文章，除了文笔漂亮，论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尤其让众多章氏弟子颇有微词。尽管黎先生多次亲自为他改稿，硬伤仍处处可见，除了起到纠正“四人帮”力捧章太炎为“法家”之错外，所谓引起学界“轰动”，实在是个错误理解。近读唐先生公子唐明写的《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他在文中说：“‘四人帮’把章太炎作为评法批儒的工具，不等于就可以反过来将章太炎反面化。父亲在这一点上走了极端，他后来也意识到对章太炎批判过头，未将此文列入自己喜欢的论文。”这样的评述冷静客观，既没有为尊者讳，也没有掩饰，反使唐振常先生形象丰满了，令人敬佩。

《论章太炎》一文令唐先生与我关系变得微妙，我们之间几乎从不讨论章太炎，他一再跟我说，要“汰感情”，不要仅仅做个“孝子贤孙”，一味为先人求谥……我完全懂他意思，所以这么多年我从不对此文发表一字意见，甚至多少年没有发表过关于我先祖父的文章，历史所其他领导也希望我多读几年书，再写这类文章，我深知其中的善意与微妙。直到十五年后，我才先后撰写了系列论述先祖父文章，出了多部著作，但其中也没有一字涉及唐先生文章，尊重不同意见。

我进社科院没有学历也没有著述，难免引起同事侧目。唐先生也最厌恶凭关系开后门，也看不起送礼拉关系，这方面他是很正直的。有一次他看到一幅漫画——一个送礼人站在门口东张西望……他说这画得太形象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我也看到一幅漫画——一个人求领导办个事，遭到断然拒绝，因为他两手空空，这幅画叫“无‘礼’要求”。我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坏风气，不应指责个人。唐先生听了也不吱声了。我常去看他，从不空手，这是家教，走亲访友，备点小礼，这是礼貌，但我从没有托他办过一件事。我俩关系虽很好，属忘年交，但我也知道他对我凭关系进社科院多少有点成见，直到他看我写了论秋瑾、论王金发、论蒋介石的早年、论曹聚仁、论鲁迅等一系列文章，这都是三五万字论说，又看到我组织章太炎、王金发等学术研讨会的成功，才对我刮目相看了，竟向历史所力荐我担任“科研组织处”处长！

后来唐先生开始专注上海史研究，这也是黎澍先生主张的，这对唐先生来讲是片空白，对历史所来讲也是一个空白，完全从无到有，培养了一支队伍，出了系列专著，填补了偌大上海的历史空白，贡献甚伟。他本人除了领导此项工作外，也笔耕不辍，为他熟悉的一代人，写了许多文字，这些文字有感情有温度有见解，如论吴虞、陈寅恪、叶圣陶、张元济、辜鸿铭、蔡元培等等，都是精彩之作。他留下的文集中，更多是杂文式的短文，这是记者型的作品，这才是他的特色。他好为历史人物打“抱不平”，如为唐继尧、吴稚晖等，确有“侠儒”之风，虽有不严谨之处，但不失侠气。他与曹聚仁先生与郑重先生非常相似，都是记者型学者，留下许多动人的杂文，这才是他留下的最大财富。

唐先生主持上海史研究后，忙了许多，我也兼任了两岸关系工作，更加繁忙，接触渐疏。不知怎么，唐先生的“美食家”名声慢慢盖过了他其他名声，不管谁请客，他总是“有教无类”，大谈吃的学问。有一次他专门请我夫妇吃过一顿饭，安排在“老半斋”，他想表达一下这方面专长，结果来一道菜，他大诟一番，直到最后一道菜，重新开张的“老半斋”让他失望极了。唐先生从小富有，后寄居舅父龚向农家，龚系成都大学校长，讲究吃喝，使他从小懂吃、会吃，后当记者更有机会吃，遂吃出了名。

一个曾活跃于文坛的唐振常先生已远离我们了，不过我不喜欢大家叫他“美食家”，好像他只会吃，我还是希望他作为记者式“史学家”闻世吧！

写于2022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