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对于中国的研究可谓是入木三分，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内陆亚洲史。欧立德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出版了《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此书被称为“新清史”的“新四书”之一。他于2009年发表了第二部专著《乾隆帝》，为美国的中国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美两国社会，作为“中国通”的美国学者，往往被看作沟通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为研究中国最著名的机构，其多届主任也是《风云对话》的老朋友，傅高义，柯伟林、宋怡明等均数度接受过我们的采访。自2015年起，欧立德履新，担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致力于推进国际学术活动，扩大哈佛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全球影响力。

欧立德：当今中国影响力大 西方掀起中国研究热潮

主持人朱梓橦：您在中美建交年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学习中文的人不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了。您认为美国为什么会掀起一股中国史研究热潮？

美国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

我也注意到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现在美国的很多高中都开设了中文课程，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一些中学和小学也有中文课。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性要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时大得多。

△欧立德教授早年在中国学习

如果说更多的人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商业，无论哪个领域吧，那是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确实很重要，我想邓小平或许预想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但他可能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快，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多么勤奋。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我短暂的一生中就能看到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这种转变。这是我见过得最了不起的事情了。

欧立德：乾隆生前就视己为历史人物 形象多样 性格复杂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特别是清史学，慢慢地在国际化、普世化、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种清史研究学派“新清史”， 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以及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而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欧立德。

在欧立德的《乾隆帝》一书中，他将康乾时期置于世界史的地位来加以考量。他认为，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时代。

巧合的是，“同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因为在很多方面，中国的18世纪都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二者都很漫长，且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1.5亿增加到了1800年的3亿多。与此同时，经济方面尤其是地区间的贸易也获得了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并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这样的“盛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主持人朱梓橦：您在写这本书时，是如何确保反映了乾隆的真实性格的？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汉文和满文资料吗？

美国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看的几乎都是中文或满文材料。有一些传教士写的法语档案。如你所知，耶稣会传教士活跃于17和18世纪的清廷。他们中的一些人结识了皇帝，并记录了对他的印象。还有一些英文档案。著名的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是另一个重要来源。不过，大多数材料都是中文的，有一些是满文。我不敢说我100%地捕捉到了乾隆的真实性格。但愿反映了一部分吧。

但作为皇帝，乾隆是非常在意展现给世人怎样的形象的。我想说，他几乎痴迷于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他在不同背景下的肖像。他时而是个儒生，时而化身骑马武士，身穿写着梵文的铠甲。他有多张面孔，性格非常复杂，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视自己为历史人物了。他非常清楚自己离世后将留给世界怎样的形象。

因此，要除去他立在自己周围的屏障，超越他想让世人看到的东西，看到真实的他，是很困难的。只能通过大量阅读他读的书和他写的东西，捕捉那些他听起来不那么正式、比较私人的时刻，来寻找他真实的声音。

作为清代史学家，我或有偏见，但清朝时期的中国能连续出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聪慧过人、勤勉认真、恪尽职守的帝王，这是中国的运气，借此中国在17、18世纪成为了世界强国，也就是所谓的康雍乾盛世。

欧立德：美中教育合作更多体现在教职工间的共同研究

2023年4月7日至9日，第二十六届哈佛中国论坛在哈佛校园开幕。70多位中美政界、商界、学术界代表作为演讲嘉宾，与数百位中美观众分享了在国际关系、投资、可持续发展、城市新常态与未来等方面的经验、机遇、挑战和发展趋势。两国嘉宾呼吁中美在全球债务危机、气候变化等领域进行合作，并恢复两国的经贸正常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

我很高兴哈佛中国论坛今年将再次在线下举行。我想今年距论坛成立已经超过25年了吧。多亏了整整一代哈佛学生的努力——其中很多来自中国，但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对中国甚感兴趣的美国人。我特别希望今年的哈佛中国论坛能够重开沟通渠道，这些渠道因为疫情以及我们两国政府在美中关系中不断遇到的困难沉寂或减少了。我坚信，哈佛大学的立场依然是坚定地致力于学术合作，保持哈佛的大门向中国学生敞开。我很高兴地说，我们没有看到来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有任何下降。

克劳丁·盖伊将于 7月1日就任哈佛大学第30任校长。我期待与盖伊校长就哈佛的国际交流进行合作。让我指出一点：最好的合作不一定出现在由大学校长签署的文件上，尽管这些合作也很重要。最好的合作发生在那些有着共同研究兴趣，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想一起工作的教员之间。这是我想要促成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