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贵州人，我们在提到民国时期的学者、文人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陈恒安先生（1909—1986）。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应该为陈恒安先生编辑出版文集，使其文化精神薪火相传。

在近现代文化史上，陈恒安先生不仅是贵州、且是中国的文化大家。他成名于民国，在新中国度过了中晚年，是一位承先启后的文人学者。陈先生作为大书法家的名气盖过了他作为诗家和学者的地位。

我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不更事，未能赶上接受陈先生耳提面命授业之良机。但有缘多次拜谒陈府，聆听先生教诲，漫谈中西文坛旧事，读诗心得。这些上世纪的记忆并未因时间而褪去，如嚼一颗清新的橄榄，越嚼越有滋味，随着年事的增长，更加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意义。

我是通过父母得知陈先生大名的。当时，我们通过贵阳三中的邻里曾珠介绍，与陈先生公子相识。曾珠是知青，周末返城，经常出入陈家，后来成为陈先生的儿媳妇。我们都喜好文学，曾珠故邀我和余崇福、魏兵、杨福生和她弟弟曾珂、曾理等到陈家听先生聊天、讲课。家母得知我们要去陈先生家就告诉我，说陈先生小时，因书读得好，被誉为神童。他后又到上海求学，回到贵州后，治诗，做学问，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者。我父亲自幼习书法，专攻柳体，写一手好字。他十分推崇陈恒安先生书法，告诉我们陈先生少年时代师从贵州名儒王延直先生治小学，兼习书法。陈先生又出自贵州诗家、书法家乐嘉荃门下。我父亲说陈恒安先生精研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等各体文字，书法诸体皆佳，尤以大篆与行书见长，所作章法考究，结体精当，朴厚沉雄，雅俗共赏。他开贵州乃至中国篆书一代之风，是中国著名书法大家。

陈恒安先生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陈先生家的情景。陈先生当时住在贵州省博物馆后面的一排平房宿舍中。我们经过宽敞的博物馆，穿过一堆有什物、光线昏暗拥挤的过道后，曾珠应声开门，我们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就见到了陈先生。与我想象完全不同的是，我们尊称为陈伯伯的陈恒安先生身着一身西装，内穿一件西装背心，显得有几分洋气。落座后，上茶，我们享受到了传统的礼遇。陈先生和颜悦色地问我们读什么书。我说大家正在传阅傅雷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先生听了会心一笑。他说几十年前就曾读过平民书店所出的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告诉我们：傅雷的翻译与那些生搬硬套的翻译不一样，傅译作品的优点在于神似而非形同，这与傅雷的中国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陈先生接着说“诗在功夫外”。傅雷选择翻译这部作品是与他的音乐知识分不开的。他懂中外音乐，翻译这一部涉及贝多芬、莫扎特音乐的作品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陈先生还说傅雷先生的知识很全面，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翻译家，他名片上印的是美术评论家。他不仅对外国的艺术家有所研究，还独具慧眼，发现黄宾虹，收藏他的作品，以一己之力，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翻译于他，可能是一门谋生的技能吧。陈先生谈得高兴了，又提到中国最早翻译《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的林琴南先生。他说林纾不谙英文，而是让一懂英文的翻译将书的内容大致念出来，他听后执笔疾书，经他“再创作为文言文”的译作就从笔下奔涌而出。最著名的一个传奇是有一次他听口译者叙述作者是怎样形容秋景后，大笔一挥，将几百字凝成一句“落叶而知秋”，可谓神来之笔也。

陈恒安先生与王六一左曾珂

陈先生进而说译事对中国百年历史之重要。严复所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影响了好几代人的救亡图存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的名字是由此而来的。我没有想到，第一次见到陈伯伯，听他所言的不是传统文化、孔孟之道，而是西洋文化和翻译。

在那个荒学、书荒的年代，我们这些被误了学业的小工人、知青有幸登陈恒安先生之门，听他论诗说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陈先生不到六十，精神身体皆好。现在想来，他这位满腹经纶的学问家，夫子自道，对我们讲述学问，使我们增长不少知识。我和曾理都因有“一技之长”被中建四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录用。我们在宣传队演出最多的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记得陈伯伯说京剧之妙在于听戏，不在于看戏。在谈到京剧的不同流派时，他说梅派之所以在解放前后风靡海内外，关键在于有好的剧本。他提到齐如山先生怎样针对梅兰芳的嗓音所写的剧本，如何为梅兰芳量身定制“天女散花”的服装。他提起京剧这一国粹，随手拈来都是精彩的故事，吸引人的掌故和传奇。我后来听老一辈讲，陈先生是京剧行家，年轻时就当了票友，在沪上和南京都登台演出过，念白、唱腔都十分地道。陈伯伯对京剧的热爱，同样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我听说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到贵阳演出时，曾与陈伯伯一晤，交谈甚欢。

漫画贵阳 黄尧

我在外多年，对贵州的这位硕彦，大学问家直接、间接都想有更多的了解。2010年我专程到新加坡拜访著名漫画家、学者黄尧先生的女儿和外孙女。黄尧先生抗战时期流寓贵阳，与陈恒安先生结为好友。黄尧先生在贵州期间，画了不少表现贵州少数民族风俗、自然景观的漫画，曾结集出版《漫画贵阳》。我找黄尧先生的后人的目的是想在贵阳为黄尧举办一次漫画展和专题研讨会，再版《漫画贵阳》一书。黄尧先生的外孙女不遗余力搜集外祖父生前发表的画作与文章。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她特意将黄尧先生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上的“往事与故人”系列回忆录之一《漫画贵阳》复印件赠我。黄尧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他与陈恒安先生和在筑文人、学者、艺术家的交往，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抗战时期贵州文化生活的珍贵记忆。黄尧先生回忆道：“当我到了贵阳，只见所有商店的招牌都出自一人之手，书法结构丰腴有些颜体味儿，而招牌下款署名均系市长之名，想必是借市长之名以博青睐，但执笔是陈恒安。我在贵阳做客，他一直以地方主人的姿态招呼我，一直使我非常感谢。他虽身居黔中，也能哼哼皮黄，也能嘣嚓嘣嚓。他夫妇俩在抗战时期能以摩登人物出现，招呼来往的艺术界朋友，算是并非易事了。”黄尧先生离开贵阳时，将他的画留在陈恒安先生家中，由此可见他们的交情很深了。

我近年来十分留意从贵州大山走出去的朱启钤先生。朱老一生爱国爱乡，他广泛搜集贵州文献，先后自撰或以紫江朱氏存素堂名义编辑出版《紫江朱氏家乘》《蠖园文存》《黔南丛书别集》《黔南游宦诗文征》《贵州碑传集》《黔牍偶存》《开州志补集》等数十种几百部乡邦文献。出于对家乡贵州的深厚之情，朱老在晚年要求将这批文献和“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1961年，著名学者、书法家陈恒安先生作为贵州代表上京接受了这批捐赠。据统计，仅贵州省图书馆就藏有朱启钤先生所赠图书303部，大都盖有“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书印”。我想陈恒安先生抵京后，一定与朱启钤先生见过面。他们谈了些什么，史无记载，可这两位贵州名宿交接这批珍贵的典籍文献具有莫大的象征性意义，至此，这批珍贵的典籍文献永远保留在了贵州。这称得上是一段动人的文化传奇！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版式：刘 丹 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