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生平和创作

一、天才的独创——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条件

司马迁（前145景帝中元五年—前87年武帝末年），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祖父司马喜，是有爵无官的五大夫，家境贫穷，司马迁十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亲司马谈移居京师长安，“年十岁则诵古文”，向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他的一生，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史记》的一生，围绕《史记》的创作，看一下他的生平。

1、家庭的影响：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事业理想方面受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

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学术上颇有抱负，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他对前五家都进行了批判，惟对道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兼具五家之长而没有他们的短处。甚至直接指责儒家“博学寡要，劳而少功”，这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司马谈的这种学术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对司马迁的思想和治学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谈在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莫不毕集于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临死时，就将这一未能实现的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在遗嘱中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矣。”司马迁流着眼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父为太史令，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武帝太初元年，着手起草。

2、三次漫游：中青年时代，有过三次大的漫游。

第一次：青年时期漫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左右，出游到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到过屈原流放的沅、湘地区，在屈原自沉的汨罗凭吊；到庐山、九嶷、会稽等地，收集关于帝舜、夏禹的传说，访察了春秋时越王勾践的遗迹；北上淮阴，访问了韩信的故乡，搜求了韩信早年在乡里的故事；在山东曲阜，参观了儒家旧存的礼器；过徐州，考察楚汉战争的战场；归途中在魏都大梁，观看信陵君遗迹。这次漫游的收获对后来写作《屈原列传》、《武帝本纪》、《夏本纪》、《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列传》、《魏公子传》以及楚汉相争的社会、政治、地理形势都有很大帮助。

第二次：奉使随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入仕后，奉武帝之命，奉使随征巴蜀以南，抵达邛（四川邛崃）、笮（四川汉源）、昆明。这一带属少数民族居住区，司马迁随着出征的军队，考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收集资料，后来写成了《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对西南地区的物产、地貌做了详尽的记述。这次出游使他得到了难以得到的可贵的资料。

第三次：随武帝进行“封禅”大典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迁作为皇帝的随从，一路追随武帝到泰山。封禅之后，他又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呼和浩特附近），又东至碣石（昌黎）、辽西（辽宁义县西），考察了中国北部、东北部许多地区的情况，为后来写作《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蒙恬列传》等创造了条件。

3、李陵之祸

司马迁38岁时做了太史令，42岁时，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便在这一年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马迁根据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肯定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武帝认为他是有意为李陵辩护，将他下狱治罪，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报任安书》），天汉三年，遭受宫刑。这桩遭遇对司马迁打击很大，使他对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和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切的感受；同时也逼着他为了雪清耻辱，发愤著书，以十分刚毅的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并通过《史记》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关于这，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详尽的表白。他想到过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到许多发愤著书的例子，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史记》大约写了10年，在极端悲愤中完成。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于四年后即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出狱后担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近旁秘书），这个职务当时是由宦官担任的，他担任这个职务，深以为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是在屈辱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二、时代的必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客观条件

从文化上看，汉武帝重视文化上的建树，《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实秘府。”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而且按照当时的制度，“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即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这就为编纂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从社会发展看，西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西周到秦朝，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和纷争的局面，秦统一中国，但历史很短，直到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才算巩固下来。这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各项具体法令制度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对以往的历史做全面总结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汉代以前的史书虽然出现得不少，但或分国，或断代，无论从规模和体例，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于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新体裁的历史著作，也就应时代要求而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迁的《史记》是他天才的独创，也是时代的必然。

三、司马迁的其它著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