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小说的创新不只是技术性的创作手法，还必须具备一种连接当下、关切时事的情怀。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者并臻，才能诞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古与今、守正与创新，是当代作家绕不过去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在历史小说写作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历史学者力求真实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小说家的内心却总怀有一种冲动，为历史多添加一些戏剧性，尽量让它变得好看。真实性与艺术性，这两者之间当然没有非此即彼的矛盾，但仍然存在一个平衡与调和的问题。

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真实性与好看，哪个更重要？过度拘泥前者，往往失之呆板乏味；一味追求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历史文学的黄金平衡点究竟在哪里？这些是我在创作《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作品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在我看来，若要厘清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创作者加深对守正与创新的认识。

“守正”，需要我们尊重历史真实。历史小说与别的文学题材不同，它基于真正存在的历史，其文学魅力，很大程度源于这种真实感。譬如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论多么尊刘抑曹，也不会改写三分归晋的历史进程；无论“状诸葛之多智”到什么程度，也要面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这种无可改变的史诗感，恰恰是《三国演义》最具魅力的地方。与之相对照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有人写了一部《反三国演义》，大笔一挥，让蜀汉统一天下，痛快是痛快，艺术价值却无甚可观。足见对历史基本事实的尊重，是此类小说创作的一个大前提。史实的皮之不存，艺术的毛将焉附？

当然，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因此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在把握“守正”这个大原则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空隙中填入一些原创要素，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赋予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现代意义，这就离不开创新意识。

所谓“创新”，并非凭空杜撰，它是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想象，但这正是最考验历史小说作者的地方。作者必须充分了解历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逻辑，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创新。

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呈现。如果在这两方面能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那么读者对小说中的“时代”就会有强烈的沉浸感和体验感。在创作《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小说时，我极力搜寻有关唐代长安城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尽量于史有据。我曾把长安城布局一坊一坊地敲进表格里，把每一坊的功能、典故、所居名人做成一张地图，为的就是把长安城看清楚，从而在小说中把一百零八坊的细节展现出来。如此一来，读者即使不谙唐史，也会被这种巨细靡遗的真实性所感染，仿佛自己置身于那时的长安城中。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们所体验到的盛唐气象，某种意义上却是真实的。

创新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情节推演，虽可以在人物和故事上“开脑洞”，但仍旧要在历史合理性所圈定的范围内驰骋。更重要的是，历史小说的创新不只是技术性的创作手法，还必须具备一种连接当下、关切时事的情怀，即小说的现实意义。我从2019年开始，一直在创作一部以医院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开始后不久，我目睹了大量发生在身边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人事迹，再回看历史资料，会发现苍生大医的精神一脉相承、绵延至今。只有写出这种精神的继承性与时代性，让当今读者读古而照今，才能凸显出历史小说的质感以及社会责任。

当史实得到尊重，才有充分的空间舒展想象、丰富内涵；当历史逻辑得到遵循，戏剧性才会更令人信服，从而收到更好效果。归根到底，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者并臻，才能诞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作者：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