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正史野史，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历史。

因为，历史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性，无论正史野史。历史的文本性是目前对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共识，正因为我们所能接触的历史基本只能是文本的编纂，所以，文本编纂过程中各种主观的或者客观的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的文本性是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出发点，何为历史的文本性，极端点的说法是：

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

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

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唯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

这种论述，必然存在极大的可商榷的余地。但是，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中的编纂特征，是了不起的观点。

首先需要承认我们不可能完全重现历史，这是学习历史的基本前提，不然就成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的老夫子；但是，要坚信我们能够通过历史文本获取历史绝大部分的真实，这是学习历史的基本信念，不然就成了泪痕春雨之流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读书不如不读。

因此，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不能简单的“信史”和“伪史”来一言以蔽之，正史与野史，难以用可信度来一刀两断。

任何“信史”中，都有很多“伪史”的成分，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考异》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再到黄云眉的《明史考证》，都是辨别“信史”中“伪”的成分；

任何“伪史”也必然蕴藏着“信史”的成分，例如葛洪的《抱朴子》自古认为是荒诞不经之言，而鲁迅独重之；《二申野录》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而记载灾异、地震等资料却又相当可信；小说戏曲从来是优伶之物，连“野史”都谈不上，而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小说和戏曲研究，极补社会史研究之缺憾。

所以，正史就是信史吗？不然。《元史》之错误百出，《明史》对于涉及后金之事的篡改，难谈信史。

那野史就是伪史吗？也不然。钱澄之的《所知录》，由于记录平允、忠实客观，从来就被认为是良史。黄宗羲便誉之为

桑海之交, 纪事之书杂出, 或传闻之误, 或爱憎之口, 多非事实。以余所见, 惟《传信录》、《所知录》、《劫灰录》, 庶几与邓光荐之《填海录》, 可考信不诬。

其实不只我们，各个历史学家对于正史和野史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擅长用正史进行前后比对、交相印证，有的人喜欢野史或者说稀见史料的旁征博引、雄辩滔滔，其实，只要功夫深，无论用什么史料都能做出极精彩的成果。

对于正史的运用，出神入化的大家非常多。陈寅恪曾言：

我作研究，用的是大路货，没有什么孤本秘笈。

你看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虽然雄辩滔滔，但是所使用的资料基本都是他口中的“大路货”，你看他的读书札记，也都是大路货的书。

王仲荦老爷子也是一部《资治通鉴》一辈子读了差不多二十遍，他曾言：

要好好读《资治通鉴》，我已经读了十八遍，现在有问题还要查它。

除了这些前辈先生，如今，也有不少拿大路货、做实证史学的学者。像辛德勇对《史记》的熟稔不仅体现在《史记新本校勘》一书中，他在新书《生死秦始皇》中纯粹用《史记》和《汉书》中的史料来论证“赵高确为太监”一节，尤为精彩；再例如在《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一文中极力呼喊对于实证史学回归的姚念慈，其新书《定鼎中原之路》，其大量精彩纷呈的考证基本都是集中在利用《明实录》、《清实录》、《满文老档》等最常规的正史上面，这是最考究功夫的。

而对于野史的应用，基本算是明清史学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明末是时局动荡、正史无存，清初是文字狱所带来的“权利的毛细血管作用”。正如谢国桢所言：

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全祖望称“明季史乘，不下千家”，盖当时人士迫于清军入关，痛统治者之脧削，积愤于中，不能不吐，因之发为文章，冀以警策将来，此群众之义愤，人民之心生也。

所以谢国桢先生无论是藏书还是写文，基本都是野史为主，旁征博引、以证己见，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就是很好的利用野史写作的名著，其煌煌巨著《增订晚明史籍考》更是“野史稗乘，网罗考订，汇为斯编”。

再例如Franke对于西藏历史的研究，也是引用各种稀见元代汉文文献，以解读藏文诏令和文诰，解释西藏历史、宗教和人物史事，成就非凡。

因此，采用正史还是野史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将各种史料正确解读、勘误、对比，从而得出姚念慈所谓的“有坚实的基础，而不至流于空泛”的历史结论，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不管正史野史，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历史。

参考《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葛兆光《桐城方烈妇墓志铭》,黄宗羲《读史求实录》，蔡鸿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史德——怀念恩师王仲荦，刘统《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谢国桢《回归与文学学》，沈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