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在网上读过不少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其中也有不少精品文章能够从现代视角出发，对《红楼梦》做出全新的理解。然而，还有一些人牵强附会，生拉硬拽老喜欢把红楼梦往影射明朝的事情上引，以此来博眼球，秀下限，于是老有人在评论区说他们研究的是“野史”。那么，在真正的清朝野史中，是如何谈论红楼梦以及周边话题的呢？一起跟白羽了解一下。

一、 来自清朝的野史观点

在中华书局民国25年（1936年）出版了一本书，《清朝野史大观》，书中搜集了清朝各种野史笔记。全书从将清朝二百多年一来上至清廷宫闱秘闻下至遗闻逸事从杂记野闻到艺苑述异分类编纂，巨细无遗，令人大开眼界。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九子夺嫡”、“乾隆身世”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清宫段子基本都源于此书。那么，什么是野史呢？其实就是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与官修史书有着截然不同风格的另类史书。野史中大多都是民间口耳相传，鲜为人知的历史活动，许多都没有出现在官方记载当中，甚至虚构的成分多，却以生动、鲜活的内容在民间广为流传。

有史学专家认为，由于封建统治者把持正史编纂特权，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歪曲和粉饰的情况也很常见，而野史是私人编写，没有太多规矩束缚，有时候反而能记录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正史未必全部都是真实，野史也未必全是虚构。具体怎么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了比较和思考，历史恰恰因此而精彩。那么，记录在《清朝野史大观》中的三则有关《红楼梦》的野史笔记，究竟哪些精彩篇章或者可取之处呢？

二、 红楼梦的作者

现代红学研究会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完整版红楼梦。在《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石头记》一篇中写道：

樗散轩丛谈云，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年间京师某府西席孝廉某所作。巨家故间有之。然皆抄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乾隆时苏大司寇家因此书被鼠伤，遂付琉璃厂书坊装订。坊贾籍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临桂倪云癯大令鸿言从亲见之。其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或谓高兰墅所补，又谓无锡曹雪芹添补，皆无确据。”

这段话的意思是，《樗散轩丛谈》一书中指出，石头记这本书最初不知道谁是作者，后来听说是京城某位不知名的师爷所作，西席就是师爷，孝廉就是举人。当时的高门大户都有收藏，基本都是用手抄写。直到乾隆年间，苏司寇家的手抄书被老鼠咬了，送去书坊装订，这才有了刊本流传于世。

这个野史故事从一开始就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初不知作者谁何”一句中，显得语气不够坚定，后面出现的所谓西席先生也没敢署名，并且把曹雪芹和高鹗并列为该书的“添补者”，这就贻笑大方了。里面所说的苏司寇家，其实就是苏凌阿，《清史稿》记载此人在乾隆五十七年才被擢刑部尚书兼镶红旗汉军都统，也就是所谓的“大司寇”。比野史中所述乾隆五十四年司寇修补书的剧情明显有着偏差。

三、奈何烧我宝玉

还有一篇名为《红楼梦之贻祸》的野史笔记，完全是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扮演了一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道学先生。他在文章中说《红楼梦》是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他说，曹寅在官场上“有贤声”，因为曹寅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识，因为陈知府为小人所诬陷，曹寅还专门上了秘疏为其洗刷冤屈。

可惜，因为不肖子孙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从此为曹家埋下祸根，书中原文写道：至嘉庆年间其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这段话的意思是，嘉庆年间孙子曹勋因为家道中落，入了天理教，成了朝廷钦犯，辱没了曹家列祖列宗。

看过《红楼梦》的读者们都知道，贾府在前80回都已经面临大厦将倾的局面了，哪能会因为曹雪芹写出书而被抄家呢？穿越剧也不敢这么写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的出发点站在道德的高度，认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摩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思神游而意为之移。 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还讲了一个“奈何烧我宝玉的故事”杭州一位商人家的小姐长得花容月貌，喜欢读书尤其擅长诗词歌赋，后来因为读《红楼梦》上瘾，因此而忧郁伤神，得了重病。父母以为是《红楼梦》一书使得女儿得病，于是将书焚毁。“女在床乃大哭曰， 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

这则故事非但没有把后世读者吓跑，反而因为故事的凄美动人流传开来，许多人都为这个清代的“初代红粉”大清文艺女青年的结局唏嘘不已。猫腻后来写的《庆余年》，就把这则故事换了个环境重新讲述一遍，还增加了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局。（最近打算为这个故事专门写一篇）

四、“政治索隐”中的红楼梦

另一则笔记的题目为《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开创了“索隐派”的先河。里面写到：“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事。”

在红学研究的早期，曾以“明珠家事说”的观点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而《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这则故事一出，就颠覆了野史界的认知。如果说普通的野史还停留在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初级阶段，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孙静庵则把穿凿符合、凭空捏造直接上升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高度。

他采用了全新的“政治索隐”中惯用的拆字法进行解析，他的观点是：黛玉的名字中，把“代”字拆分，“黑”和“玉”相合，去掉四点。得出一个结论：“代理者，代理亲王，”，礼烈亲王就是代善，正好与《红楼梦》中的贾代善重名。

这就完全具备了野史所该拥有的一切特点。由于《红楼梦》中的女孩们大多对贾宝玉爱得死去活来，贾家又是国公府。于是野史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将脑洞开到了极为清奇的地步，将贾宝玉比喻为“玉玺”，国公府就是“传国玉玺”。接下来作者的联想力也越来越不着边际，茜香国女国远在海外，就成了郑成功占据台湾的凭据，焦大醉酒骂人指的是洪承畴醉后自表战功的证据，妙玉被贼人劫持就是暗喻吴梅村被迫出仕的依据。这样清奇的脑洞，不去《奇葩说》当脑洞星人真的太可惜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这套索隐派的方法却流传开来。索隐派着眼于钩沉往事，考证出被“甄士隐”埋藏的线索，跟脂砚斋的“点评派”一时瑜亮，直到五四运动之前都盛极一时。

白羽点评：野史的产生和存在，是由正史的缺憾造成的。正史中不许记、不详细记载的人和事，给野史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正史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野史不可全信，但也不是毫无价值。正史中没有记载的，或被官家删削篡改的人和事，可能在野史中和民间传说中很流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出于记录历史者的立场不同。因此，我们在对待正史与野史时，要注重对它们所记载内容进行鉴别，才能得有出符合历史事实结论和较公正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