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由于无数文人墨客的存在，中国出现了大量艺术价值极高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更为今人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窗口，《世说新语》便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本著作。

虽然从表面来看，《世说新语》似乎只是一本文学作品，但因为当时的时代环境尤为特殊，使得这本书背后也承担了不少政治意义，起到了从思想层面扭转魏晋以来的社会风气且维护刘宋王朝统治的作用，让其变得更具有探讨性。

一、《世说新语》成书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造就了它的特殊性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十分多元

东汉中后期，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宦官和外戚集团交替执政，信奉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集团则长期处于被压制当中，甚至最后还爆发了两次迫害士大夫集团的党锢之祸。面对这种黑暗的社会现状，士大夫们为了自保，只能选择放弃积极入世的观念，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放在钻研以清谈为主要特点的道家玄学思想之上。

之后虽然西晋王朝完成了短暂的统一，但一方面西晋王朝本身的政治环境与东汉中后期相比也所差无己、难以吸引人前去入仕，另一方面，西晋王朝在统一不过几十年后便走向灭亡，接下来的便是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乱世，士人们想要投身报国也无力实现。

此外，自西汉武帝以来，世家大族们便开始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此后虽然中国的政权经历了从东汉到三国到西晋再到东晋的更迭，世家大族们却并未消亡，反倒在东晋时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巅峰，造就了东晋成为门阀政治时代的局面。

而这些掌权的士族们则恰好便是道家玄学思想的忠实拥趸，并最终使其成为了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直到刘宋政权建立、庶族们开始掌控朝政以后，出于压制世家大族和促使更多人才为己所用的目的，刘宋政权的统治者开始便主动提倡和发展起儒家思想。再加上儒家思想本身便一直有着广大的受众基础，这也使其在当时拥有了一定地位。

最后，佛学思想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以来，佛教便在中国获得了不俗的社会地位。此外，同道家思想一样，佛教思想更为主张人的清心寡欲，教导人脱离现实的困苦，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恰好，这一思想在一片混乱黑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获得了大量因为无法忍受现实苦难而选择追求精神探索的信众。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众不仅包括底层平民，不少在政治上拥有较高地位的人同样对佛学深信不疑，这也才是其能够大规模传播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

2、作者刘庆义本人的思想并不单一

正如前文所说，为了从思想层面维护自己的统治，刘宋政权的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和推广起儒家思想来，而刘庆义便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刘庆义本人的经历来看，他出身刘宋宗室，自小便可以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在之后也受到了来自宋武帝刘裕的高度重视，甚至曾镇守刘宋军事重地荆州长达十年，足以从侧面反映出他是一个积极入世且政治才能突出的人，这就注定他不可能会崇尚道家玄学思想。因此，无论是出于完成刘宋政府统治者的下达的政治任务，还是出于其本人的意愿，他都会在书写《世说新语》的过程中尽量加入儒家思想的内容。

但是，随着刘裕的去世，刘宋政权内部却陷入了混乱且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等人纷纷被宋文帝刘义隆所杀，这让刘义庆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处境俩。之后，或许仅仅是出于自保，或许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刘义庆数次向上请求外出，“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义庆开始与僧人们有了频繁的交往。久而久之，刘义庆自然在思想层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学的影响。再加上当时的佛学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世说新语》当中出现一些有关于佛学的内容就变得非常理所当然起来。

二、《世说新语》是一本儒释道三家思想合一的著作

1、儒家始终是这本书当中的核心思想

在现如今所发现的一些的《世说新语》残本当中，最开始的四门篇目为儒家思想特点明显的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这充分展露出了这本书的儒家倾向。而在《贤媛》篇当中，刘义庆则记载了两汉时期一些女子在行为上表现出儒家思想特点的故事，如王昭君不赂、班婕妤觐见皇帝。

通过对这些事例的记载，刘义庆既表达了自己对两汉时期女子妇德遵守的向往，也反映出对两晋时期女子们普遍不守妇德的失望。当然，由于两晋时期的社会风气本身是由当时的人们所共同造就，因此即便刘义庆在书写时再怎么具有主观倾向，《贤媛》篇当中也还是以两晋时期女子的故事为主。

在儒家思想当中，忠孝是最为核心的内容，这也成为了刘义庆着重描绘的内容。在《世说新语》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大量有关于孝道的故事，如《世说新语·德行》篇中陈遗在战乱时期仍然费尽千辛万苦为其母亲带饭的故事便获得了时人的称赞。

即便是对于那些身份并不显赫的人，刘义庆也花费了一定笔墨来记载他们的孝行，如《世说新语·言语》篇当中便记载了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为父亲讨药并竭力维护父亲尊严的故事。最后，《世说新语》当中还对玄学思想的盛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反思，如桓温所说的“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便表达了对这些所谓的名士的鄙视。

2、玄学思想是成书时不可避免的内容

前文已经说到，世家大族们在东晋时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拥有极高的特权，对于思想文化同样处于一种垄断地位，玄学便是融入他们的敲门砖。虽然刘宋政权的建立标志这种世家大族垄断朝政的局面被初步打破，但他们所拥有的势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刘宋政权的统治者也不可能真的将他们赶尽杀绝。

因此，就算刘义庆再怎么不愿，仍然需要在《世说新语》当中增加许多有关于玄学思想的内容，否则这本书不仅在成书之时会碰到诸多苦难，在成书后也难以受到世家大族们的欢迎，无法流行起来，这也失去了刘义庆想要将这本书推广开来的初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发现《世说新语》当中描绘了不少名士逾越规矩的行为，尤其竹林七贤更是不可避开的人物，如《世说新语·任诞》篇当中所记载的阮籍违背礼教的故事，“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妒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其余诸如刘伶口无遮拦、阮咸追赶婢女的故事更是不在少数。

但是，即便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刘义庆对于这些名士们故事的记载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如《大人先生传》这种反礼教特质明显的文章就没有出现在上面。另外，从篇目的名字上来看，我们也能够清晰感受到刘义庆对于玄学的态度，“任诞”、“简傲”都存在明显的贬义色彩。

3、佛学思想在该书中也有所体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现实的逼迫和佛教社会及政治地位的提高，当时的士人们对于僧人普遍持欢迎态度，以至于会经常去主动结交僧人，与他们交谈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些统治阶级们与僧人们交流的故事，《世说新语》当中也记载了不少。

在《世说新语·赏誉》篇当中，便表露出了东晋简文帝对僧人竺法汰的重视程度；在《世说新语·雅量》篇当中我们看到了王濛在和僧人支道林交谈过后，自己为其思想境界所折服的故事；而在《世说新语·文学》当中则记载了名士殷浩在陷入人生的困苦之后研读佛经的经历，反映出了人们对佛学的喜爱和尊崇。

三、总结

总的来说，虽然《世说新语》看似只是一本文学著作，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刘义庆本人的意愿，使得这本书在思想上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特点，并且在政治上也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存在，我们不仅得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对时人做出更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真实鲜活的时代，我国的文学界也由此变得更为精彩，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此后历经千年，这本书迸发出超越时间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