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 | 作者 黄西蒙

民国版本的《舌华录》

诞生于南朝刘宋时代的《世说新语》以短小精悍著称，书中记录的不少魏晋人士的趣闻轶事，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故事。刘义庆的构思与创作，也提供了一种写作的视角：分门别类记录一些名人的言论，既有史料上的价值，读者也愿意看。它们不需要是鸿篇大论，有趣的精致短篇，照样很有意思。

生活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文人曹臣就持有这样的创作理念。他是安徽歙县人，从小浸润在徽州文化里，对历朝历代的文人趣事很感兴趣。他便想到可以采用《世说新语》的结构，写一部明代的《世说新语》。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创作，《舌华录》一书便诞生了。

顾名思义，《舌华录》就是记录文人在口舌（言论）上的精彩内容，文人雅士多辩才，或机敏多智，或舌灿莲花。“舌华”便是“舌根于心，言发为华”的意思。

曹臣对此书的定位很清晰：“上起汉、魏，下逮明人，颇为猥杂。原序亦自言，近时之事，多所润饰，则非尽实录可知矣。”此书不仅要写古人之事，也会记录近人言论，对他来说，也就是明朝的故事。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也算很有胆识的做法了。曹臣在《舌华录》里记录了1000多个精致的短篇故事，有不少内容都值得细细品味。

《舌华录》关于魏晋的一些内容，与《世说新语》里的故事差不多。比如《慧语》里的这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因问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个“不见长安”的故事，在《世说新语》的《夙惠》篇里也有，在内廷和朝廷上，幼小的司马绍（也就是后来的晋明帝）两次回答父亲晋元帝司马睿关于“太阳和长安哪个更远”的话题的答案，截然相反。他最初说太阳更远，这是符合常识的，而在朝堂之上，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他却说长安更远。其中意味是深长的：长安乃中原故地，衣冠南渡之后，东晋虽能在江南苟安，却不能不思进取，不能忘记北伐，克复中原，恢复长安、洛阳故土。《舌华录》再次记录这个故事，大概是因为曹臣也为这位聪颖机敏的皇子而感到可惜吧。司马绍后来虽然成功继位，也有大志，却英年早逝，也让晋朝失去了北伐成功的最佳时机。这种个体的聪慧在历史大势与命运面前的无奈，给后世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也让曹臣念念不忘。

《舌华录》在《凄语》里还记录了一个孔融的故事：

孔北海被收，时男方九岁，女七岁，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于曹操，收之，女谓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遂延颈就刑。

孔融以让梨而著称，其子女不屈的节操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震撼的一幕。曹操抓捕孔融后，其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因为年龄小，本来能逃过一劫，暂时住在其他人的家里。但曹操身边人劝他，必须斩草除根，方能绝除后患。曹操向来多疑，便抓捕了孔融的子女。两个孩子毫不畏惧，引颈就戮。此事引发不少读书人对曹操的批评，也侧面反映了曹操政治手段的狠辣。

《舌华录》里还有一些幽默的小故事，是为《谐语》。比如，明朝隆庆年间有个名叫刘谐的进士，他看不惯道学家们的伪善之言，经常找机会讽刺挖苦他们。“道学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烛而行。’”——按照道学家们的说法，如果没有孔老夫子，世间都是一片黑暗。刘谐幽默地回应：这么说来，在孔子之前的伏羲等圣人，每天只能拿着蜡烛出行了。后世可能记不得这位进士做了什么，但他这番调侃之语，却成了颇为经典而滑稽的一幕。

《舌华录》还记录了一些正直之人不畏强权的故事，比如这篇：

严嵩诞日，诸翰林称寿，争作恭求近。时菊花满堂，陆平泉独退处于后。同列问曰：“何更退为？”陆答曰：“此处怕见陶渊明。”

此乃讥讽之语。陆平泉即陆树声，是明朝中后期罕见的长寿的大臣，从正德年间一直活到嘉靖年间，活了97岁。他能长寿的一大秘诀，就是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更对攀附谄媚之事毫无兴趣。有一次，奸相严嵩大搞生日宴会，很多翰林都去祝寿，纷纷拍严嵩的马屁，希望能在他这棵大树底下乘凉。当时堂上有很多菊花，只有陆树声躲在后面，不愿意跟那些谄媚之徒混在一起。别人都问他为何后退，陆树声便拿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来证明自己的廉洁清正。此事距离曹臣生活的年代已经非常近了，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个精彩的故事，便记录在《舌华录》里。

可见，曹臣不是为了猎奇、寻趣才写了这本书，而是在文字中有自己的价值寄托。虽然他不会直抒胸臆，却通过叙述历史故事，巧妙地表达出内心深处的喜爱与憎恶。其实，曹臣《舌华录》的作品质量与《世说新语》不相上下，知名度却差得很远，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