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史学价值07级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之经典，千百年来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商榷，其中绝大部分主要是就其文学批评理论展开论述的；就其史学理论的研究大都散见于各家论述之中，而针对其史学价值的系统研究也是显得凤毛麟角，本文章围绕《史传篇》主要就其史学价值进行分析，分别从史官建置、史著的得失、史家素养等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简单看法和观点。关键词：文心雕龙史学价值正文：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漂亮的骈文巨著，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部鸿篇。《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多为古人所称道亦为今人所研究。前人之备述，蔚为可观。今对《文心雕龙》之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前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大都注重从宏观或系统来分析和阐发，并且很大程度上侧重文学批评理论；对于其史学理论的论述则散见于各家论述之中；而针对其史学价值的系统研究也是凤毛麟角。笔者仅结合自己的读书体会，围绕《史传篇》就其史学价值简单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开中国史评之先河，刘勰在该篇中用不到1500字论述了我之史学在晋以前的基本概况及发展趋势，论述了包括史官建置、史著得失、史家素养等在内的一系列史学问题，可谓一篇优美的史学史。

一、史官建置问题(一)、论史学之起源与演变刘勰在该篇中从上古时代黄帝时产生史官起一直论述到魏晋时期史学的起源和演变情况。他开门见山曰：“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又在“赞辞”中总结为“史肇轩皇，体备周孔。”这便说明在上古时代的黄帝时期就产生了史官，我们之所以能够能认识人类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主要就是依靠史官对所发生事情的记载，正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而且这种史官制度到了孔子时代已经很完备了。关于史官的职责，刘勰引《礼记曲礼》的话曰“史载笔。左右。”且进一步说明“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这说明史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记言和记事。其中《尚书》主要是记言的，而《春秋》则主要记事。刘勰进一步论述史学的演变。刘勰认为自周开始，不仅王室设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置史官。王室之史官，所谓“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各诸侯国“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夫子“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降及战国，“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

至西汉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至太史司马谈之时，“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司马谈去世后，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业，所谓“子长继志，甄序帝绩”。延续至晋，史书“繁乎著作”。刘勰从史官职责以及史学的发展变化上对史学进行总结，显示出他的卓识。（二）、论史学之功用史学的功用关乎史学的兴废与发展，史学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史学功用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早在周初，统治者便注意到了历史的鉴戒功能，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诗经大雅荡》亦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种意识反映到史家身上便是史学认识。刘勰处于魏晋南北朝史籍大盛时期，他对史学的功用认识也较为深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首先，史学有保存史料功用。《史传》开头便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均是谈史学保存史料之功与文献的重要。同时，刘勰又说作史应该“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历史是时空之载体，刘勰从古与今的时间观念上指出了史学具有保存史料，并通过史料了解过去的一项重要功能。

所谓“证验古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其次，史学有为社会树立道德规范的功用。所谓“彰善阐恶，树之风声”，他在评价孔子所修《春秋》的时候说“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又曰“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在这里，刘勰提出了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几个标准：“善”与“恶”、“是”与“非”、“得”与“失”、“存”与“亡”。史家通过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判来“树之风声”。刘勰所树立的道德规范是儒家伦理道德，因此划分“善恶”、“是非”等都应以此为准；再次，史学有鉴戒功用。刘勰说“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他认为作史应该使后代人得鉴，这体现出史学的鉴戒功用。所谓“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刘勰关于史学功用的论述对后代史学批评理论家刘知己的启发是比较大的，刘知几的《史通》在此基础上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更为深化。首先，刘知几从古与今的联系上考察了史学的功用。在《史官建置》篇中他指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世之学者，坐披囊策，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史通史官建置》)其论述更为详细。其“神交万古”之论与刘勰“居今识古”异曲同工，充分体现了史书对保存史料的重要功用。刘知几还从理论高度分析了史学功用，他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史通辩职》)这里明显透露出他对史学功用的认识。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中“彰善贬恶”是从史学为社会树立道德标准这一角度来说的。孰是孰非，体现了史学的社会价值，具有教化作用，刘知几将其视为“上”；“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是从保存史料、殷鉴后世的角度来说的，刘知几视为史学之次要功用；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则是从史学对现实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说的，体现了史学的现实价值，刘知几视为“下”。刘知几甚至将史学功用提升到“生民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上，这些认识透露出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充分反映了刘知几深刻的史学价值观念，体现了他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发展与深化。二、史家素养问题（一）、论直书之精神信史原则与实录精神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文疑则阙，贵信史也”同时也是史家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秉笔直书的精神不可或缺，这必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主观上要做到秉笔直书，要求史家要敢于直言；客观上要做到史料的真实，要求史家要谨慎采撰。

刘勰依经附圣的封建儒家思想意识纵然是很浓厚的，这从文心雕龙《征圣》、《宗经》等篇章明显可以看出，但他同时强调史书的真实和直笔精神。他分析了史家述远记近容易犯的毛病：“传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刘勰从史家的作史心态与现实利害两个方面分别指出了直书之难，因此他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素心”者，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也，他认为史家只有保持一颗公正无私之心方能撰述或修纂出信史，所以他要求史家“不畏强御”、“按实而书”；提出良史的标准就是贯穿史学的惩恶劝善原则，“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正如“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一样。 正因如此，他赞赏南史、董狐的直笔精神，所谓“直归南董”，表扬司马迁《史 记》“实录无隐”，称赞司马彪、华峤之书“详实”、“准当”。他主张史书编 写要客观公正，所谓“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认为“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否则“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这是要求史家撰写史书时要摒弃自己的主观因 素、自己的人情关系，要据事直书。所以他反对那种“疏谬少信”、“激抗难” 的史著，反对那种“旧史所无，我书则传”的讹滥作风，反对因“世情利害”关 系而左右史家善恶由己，出现“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不实事求是态度。

由此 他提出“素心”这一撰写要求。“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在他看来，史家要想“实 录不隐”，首要条件是心地纯正，只有依靠纯正的心地，才可区分褒贬，识别真 伪，不至于伪造历史和歪曲事实。他认为人们写史，不仅对古代历史任情褒贬， 就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如果不能“析理居正”，很难写出信史来。 刘勰所极力主张的秉笔直书与实录精神，对刘知己有较大的启发，刘知几进一步 发展了直笔论，在《直书》和《曲笔》两篇文章中里有详细论述。首先，他从现 实利害关系上分析了直书之难，他认为正直之人难行其道，他引《后汉书五行志》 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更何况修史的任务是“申以劝戒，树 之风声”，因此直书更易招罪。其次，他从史家个人品格上分析了直书与曲笔产 生的原因。他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以 笔，无所阿言。”（《史通直笔》)同时也痛斥史家“曲笔阿荣”、“谀言媚主”、“假人之美，藉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史通曲笔》)的卑鄙行 为。再次，刘知几从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引出具体的实例指出曲笔的缘由 ———正直直书的史家往往受人迫害，用事实证实直书之难。从以上可以看出刘 知几关于直笔的论述无疑是在刘勰基础上的发展与充实，也体现了刘知几求真务 实的高贵品质。

谨慎采撰也是达到信史的一条必要原则。涉及到史料的搜集、整 理、鉴别和取舍。刘勰强调对史料应广泛搜集，他认为要达到两条标准：一者“详 悉体国”，即对当代史料的搜集；二是“博练稽古”，即对古代史料的搜集。同 时提出了“文疑则阙”、“务信齐要”的原则，强调对不确定的史料应慎重对待， 这些观点都散见于《史传》篇中。刘知几身为史官，他对史料的认识显然要更加 深刻，他在《史通》中设《采撰》专篇予以论述。首先，在史料的搜集问题上， 刘知几也认为必须做到广博，他以建房和众腋成裘为喻，说到“自古探穴藏山之 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史通采撰》)他批评《周书》因不能广泛搜集史料而不能成为信史实录，“令 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 （《史通杂说中》)其次，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刘知几也提出了史料的鉴 别和取舍问题，他认为史家应该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否则就会“见良直而不觉其 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史通杂说下》)他批评唐修《晋书》不注意“择 善”，将“诙谐小辩”、“神鬼怪物”采以为书，又将“干、邓之所粪除，王、 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认为这种做法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 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史通采撰》)最后，对于不同类别的史 料刘知几也予以评价，认为正史较之“杂述”或偏记小说更为可信，主张择其善 者而从之，但也不可偏废，总的原则应该是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择善而录。 （二）、才学识德缘起 才学识的论说是刘知己明确提出的。史家三才的论说贯穿与《史通》全书，但是 刘知几关于这一理论概括性的说明则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时予以阐发的： 吏部尚书郑惟中尝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向无敌者矣。（《唐会要》卷63、《旧唐书刘子玄传》）这一波及千年的名对即著名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此论断一直为后人 所继承并发展。如诗歌评论家袁枚将三长运用到诗学中：“做史三长，才学识缺 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具吴用矣。”（《随园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