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辨别伪书的意义1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时间概念、空间概念、个体概念这三者之间的不断变化就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这三者的规定性也就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伪书所模糊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年代、个体作者，而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就具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2对于古典文献的辨伪工作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今许多学术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如清代辨伪名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云： 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3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困惑，许多好

2、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4 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5前人对古书辩伪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多有论述，今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一是，不辨古籍之真伪,就无法确定文献的价值。一部古书，

3、只有对其作者明确、成书时代肯定、书中是否有附益并得以认知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评定其价值。6如尉缭子一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它不甚了解，因而怀疑它是伪书，清人更深加指责其是“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姚际恒斥其教人滥杀无辜，甚至主张“必焚其书然后可也”，钱穆也讥其开首即模仿孟子见梁惠王之问答，他们都认为此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7其实，今传本尉缭子是一部比较可信的书，书中纪录的尉缭子向梁惠王献言时的身份、语句及引述吴起的言行都与历史真实相符，特别是书中保留了“世将”等后世不用的语辞，所以，其中史料不会晚至秦并六国，将此书成书定于魏襄王时期的尉缭，当无问题。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更证明了该书

4、的价值。8由此可见，古书辨伪重在“求真”，以确定古书真实的学术价值。二是，不辨真伪，无益于古籍的整理。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不经过整理往往无法卒读，其中真伪混杂，而深层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多种历史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古籍辨伪则尤为要务。9首先，是在古书整理之前，必须明辨其真伪及其年代，然后务使真者得其用，伪者另有所归，方能言及其他问题。其次，是即便是真书，其中又大都夹杂着某些伪文伪篇，不辨其真伪将大大影响古书整理的价值。如西汉刘向等在整理晏子时，把收集到的晏子定为8篇215章，8篇又分为三类：10(1)符合“六经之义”者列为前6篇；(2)将“文辞颇异”“又有重复”者归为1篇。(3)将“疑后世辩士所为”

5、“似非晏子言”者归为1篇。这就将其真伪区分开来，揭示了文献的不同时代和价值。又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初版中尚有一定的伪篇，后再版时重加整理考辨，将其中的伪篇剔除，或重新确定作者归属。11三是，不辨真伪，无法编纂史书。史书的编纂必须是“信史”，这就要求史家具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德，此外还要具备考辨史料真伪的能力。 古代古籍浩如烟海，鱼龙混杂，在编撰史书时，如果不加以鉴别，那么必然会导致历史进化系统的紊乱，社会背景混淆，事实颠倒，严重的会对政治产生不好的影响。12如： 清代马骕绎史，里面讲远古的事迹很多，材料亦搜得异常丰富。假使马骕所根据那些无穷的资料，全是真的，那么，中国在开天辟地的盘古时代，

6、业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农、轩辕，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衣服器物，应有尽有，文化极其发达。而先认为最可靠的汉书艺文志，里面载神农、黄帝的著作，也不知真假。如果那些书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其他国家在近世，我国则在远古。这便把历史进化系统全给扰乱了。13 另外本无其事，伪托伟大人物以对政治产生影响 譬如孔子诛少正卯，孔子家语言之甚详。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诸子，亦有一部分讲这件事，称孔子与少正卯同时招生讲学，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儿去了，孔子生气，得政后第三天，就把少正卯捉来杀了。在春秋时代，杀一贵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是大夫，

7、不太可信。 而那个时代前后三事，完全一样。最早是齐太公杀华士，其次是郑子产杀邓析，最后才是鲁孔子诛少正卯。都是执政后三天杀人，这是战国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实。用孔子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当自己的护身符。这不仅使事情的真相紊乱，严重的会对政治产生不好的影响。 中国文献学概要 刘青松著14史记之所以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名著，与司马迁对史料所做“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大量考信工作是分不开的。其考信工作以“六艺”为取设标准，这是个体无法完全超越的历史局限，但他求真、信实、存疑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弥补其历史局限可能造成的某些不足，例如，他对远古的传说材料，总是感叹一声：“尚矣!”“吾不知已！”“

8、不可记已!”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核证传说的真伪信异。15四是，不辨真伪，无法认识学术源流。古书其实与学术源流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能辨别古典文献的成书年代、作者是否为假托、内容是否为伪造，整个学术研究就无法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造成学术发展历史的错乱。（一）关于年代的考证如老子一书，根据传统的说法，老聃是孔子的前辈，其人其书在孔子之前，所以，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及大多学者都先述老子及先秦道家思想，再述孔子及儒家学派；16而冯友兰笃信老子成书于战国之际，他的中国哲学史便将老子排列于孔墨之后。 （二）内容的辨伪对研究学术源流的影响。 如果不对文献内容进行鉴别和考证，常常会导致学术源流的混淆。如：

9、六朝隋唐以后道教与佛教争风，故意造出许多假书，为自己装门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为教主，尊称之 “太上老君”。又说老聃除作老子以外，还作了许多书，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经，尤为荒诞，现尚存道藏中。因为史记有老子西出函谷的话，后人附会起来，说他到印度传教去了，教出来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印度的佛教之所以发生，是沾了中国人的光的。老子与释迦牟尼，本来没有一点关系，这样辗转附会，就把把佛、道两家思想源流混淆了。如果我们不对其进行鉴别，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错误的。 17总结一、不辨古籍之真伪,就无法确定文献的价值。二、不辨真伪，无益于古籍的整理。三、不辨真伪，无法编纂史书。四、不辨真伪，无法认识学术源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