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面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 的混乱社会局面，他试图通过实施自己的主张，建立一个像“三代”那样的理想的社会。

一、孔子的理想社会

孔子的种种治国思想，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状态的社会。通过分析《论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孔子理想的社会图景。

（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大同”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礼记》中的《礼运》篇通过孔子之口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关于这一段“大同社会”的文字，很多人认为只是假托孔子提出的，但这些描写大同之世的语句都可以从《论语》孔子的言论中找到原型，即便“大同”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也与孔子的社会理想脱不了关系。“‘大同’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财产公有，公平公正;贤人当政，人民有道德，社会和睦。”[1]（P337）“大同”是根据远古时期的传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描绘出来的一幅原始社会的图景，可以说是孔子最高的社会理想。《论语》中虽然未直接提出“大同”思想，但是从孔子对尧舜禹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他对那样的社会的极度向往。而尧舜禹的时代正是一个实行禅让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时代。

（二）天下为私的礼法等级社会

当孔子认识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了，就退而求其次，主张建立一个“天子―诸侯―大夫”由上而下、秩序井然的礼法社会。用《论语》中的话来说就是“和而有序”“均无贫”“安无倾”。

“和”是儒家重要的价值原则，也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的理想。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显著特征就是大量“僭越礼制”现象的出现。“先秦人所谓礼包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原则、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概括地说，礼就是奴隶社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2]（P46）《论语》里记录了很多“越礼”的事例。针对礼制被屡屡践踏，天下无道、无序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和”的理论，认为万事万物都应该以“和为贵”（《论语?学而》），他将“和”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原则，意图通过各种途径，缓和或消减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使社会环境达到“和而有序无争”的状态。

无论是哪个时代，只要存在阶级，社会财富就必然分配不均。孔子并不主张完全取消阶级性，反而认为社会的秩序需要由一定的阶级性来维护。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财富不应该由统治阶级大量占有，反对因贫富悬殊而加剧社会矛盾，并提出“均无贫”的理想，“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均’不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分得或占有相同的财富，而是说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其领地大小、人口众寡必须和身份相符，该有多少土地就有多少土地，不许超过，即是‘均’。”[3]（P180）朱熹注“均，谓各得其分”（《论语集注》）是非常准确的。他极其厌恶和反感贪得无厌、只知搜刮百姓的统治者。统治阶层如果一味聚敛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必然导致贫富的两极严重分化，最终引发社会动乱。孔子设想，如果社会财富能够合理分配，统治阶级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去剥夺其他阶层的财富，被统治阶层的人也不会过于贫困，也就不会觊觎更多的财富和地位，人们都能过着相对富足、安逸的生活，继而实现社会的“均无贫”。

春秋末期王权衰微，不仅很多诸侯国内部政局动荡不安，各个诸侯国之间也纷争不断。根据《春秋左氏传》的记录，公元前722年到前453年间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多达492次。孔子对于与军事有关的话题常常是采用回避的态度。“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学识渊博孔子说自己不懂军旅之事，其实是一种厌战的表现。面对着连年不断的战争，见证了子弑父、臣弑君、大国吞并小国、小国灭亡的社会现实，目睹了因战乱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社会惨状，孔子流露出了对战争、动乱深深的厌倦之情，他渴望建立一个内部政局稳定，社会运行有秩序，民心统一，没有动乱，百姓生活安定，外无战争，没有倾覆、分裂危险的“安无倾”的社会。

二、实现孔子理想社会的方法

在《论语》中，孔子也提出了实现他社会理想的方法。他对统治阶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说，通过内心修养，对外实现王道。

（一）强调统治阶级的“德治”与“修己”

孔子主张用“德”来治理国家，以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来得到众人的拥护。但他也不主张完全抛弃刑法，而是把道德教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道德比刑法更容易得民心。“在刑治与德治中孔子首选德治，是因为他认为‘德’能治本，而‘刑’仅治表。”[4]（P3）“刑治”只能用来辅助“德治”。毕竟政令、刑法的手段都只能是起暂时的作用，比起他律、强制、暴力的手段，道德的引导和约束却可以使人产生羞耻心，从而自觉服从管理，遵守各种社会规范，产生长久的作用。而统治阶级作为社会、国家的主要管理者，统治阶级首先要“修己以敬”，其次“修己以安人”，最后“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培养自己的仁义道德然后再去治理百姓、治理国家。

（二）统治阶级需树立“民本思想”并施行“仁政”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主张将人民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关注并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论语》中处处体现了孔子朴素的民本思想，他强调重视、爱护人民，尊重人民的生命和人格尊严，要求君主要让百姓丰衣足食，对人民广施恩惠，要取信于民。他还主张施行仁政。孔子的“仁”含义是丰富，但基本上都不超出“修己安人”的范围。“仁”是孔子思想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也是其思想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准则，既包括“修己”也包括“安人”。“仁”要求不仅要自爱，而且要爱别人，要把他人与自己同等看待。“‘仁’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控制手段和强化措施，旨在以精神价值为导向，通过教育、鼓励、说服和树立理想等方式，激发行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加强道德修养，提高理性自觉。”[5]（P31）施行仁政就要求统治者首先按照“仁”的要求，先进行自我修养，提高精神境界，然后再用“仁”的原则去治理人民和国家。

（三）运用礼教以“治人”

春秋时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孔子认为造成社会动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礼”被破坏和践踏，因此他提出以“礼”治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礼”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既不具有法的特征，也不是社会强制的固定条文，它是人们认可并自觉遵守，具有约定俗成性质的社会习俗或习惯，本质上体现着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礼制崩溃的后果便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孔子希望通过“礼”的教化使君臣上下都自觉接受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要求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做到上下有等级，在社会生活中做到长幼尊卑有序，建立一个“礼制”社会，从而达到“治人”的目的。

三、小结

孔子的社会理想无疑是美好的，但又太过理想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变迁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政治标准的时代，国家安定和繁荣的时间就会长久，反之则短暂。近代以来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及其政治主张已经失去了其统治地位，但并不等于说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价值了，其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当面对当今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时，我们又重新拿出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来加以解决，便足以见其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