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同性恋行为多为异性恋主体的补充，是名流贵族的亵玩之物，主动的一方（攻）多具有双性性行为，且属于权力结构的上层，对被动方（受）握有绝对的支配权。本质上，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的“同性恋”并不相同，应称同性性行为更为恰当，为表述方便，下文仍以同性恋称之。本文对于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不做详述，尽量搜集一些少见而涉及历史名人的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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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有籍可查的同性恋记载应该在《商书·伊训》中提到的伊尹对太甲的训诫、“三风十愆”中的一项——“比顽童”，并认为“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其后的《逸周书》卷二《武称解第六》中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图破口，淫巧破时，淫乐破正，淫言破义，武之毁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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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同性恋的典籍记载较为丰富，“分桃”、“龙阳君”、“安陵君”、“鄂君”等同性恋典故和嬖臣均是该时期出现。《战国策》甚至记载了利用“美男计”的军事斗争：“（晋献公)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而赫赫有名的典故“分桃”中的男一号卫灵公，在群臣的死谏下，不得已流放了弥子瑕，而不久之后又找到了新的男宠——宋朝，还让自己的妻子南子共享宋朝，后世将丈夫与妻妾共享一个男子称为“艾豭娄猪”。（明·王道煜《左传杜林合注》：“娄猪，求子猪也，得牡则定，以喻南子艾老也；豭，牡豕也，以喻宋朝。”）

到了汉朝，男风之气更为盛行，据《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几乎历任汉朝天子都有宠信男子：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载了汉文帝“邓通铜山”的故事，汉文帝想祭天时，梦到一位黄发的少年推了自己上天，于是发动全国之力寻找此人，最后找到了船夫邓通，汉文帝宠幸之余赐了他一座铜山，给了他自铸铜钱的权利；《佞幸列传》中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汉武帝和韩嫣青梅竹马，在汉武帝还是太子时就卧食同居，待汉武帝登基后官至上大夫，后因僭越跋扈之行惹怒了皇太后，汉武帝为他求情，但还是被赐死。班固《汉书·张汤传附》记录了汉成帝刘骜对宠臣张放“宠爱殊绝”，引得太后等外戚嫉恨，将其贬谪为北地都尉，汉成帝性格软弱，不敢反抗自己的母亲，竟然思念成疾、抑郁而亡，张放也殉情而死，算是刻骨铭心、可歌可泣的一对恋人了；而记载另一对汉哀帝和董贤的“断袖”典故更是耳熟能详。汉朝对皇室的同性历史着墨较多，对于宫廷之外的同性恋的展示较少：霍光是西汉权倾朝野的大臣，皇帝的废立都能进行干涉，但对一个叫冯子都的家奴却颇为言听计从，同卧同寝，在霍光死后，冯子都又和他的妻子通奸，最后死于政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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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男子之美的追求达到了极致，“竹林七贤”的阮籍对安陵君和龙阳君著有《咏怀诗》：“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魏书》中记载的前秦苻坚和慕容冲：“（慕容）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日：‘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南梁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萧韶在幼时就被庾信爱慕，对他多加照拂，后来遇到战乱，庾信去投奔他竟被冷落，于是在宴会上大斥萧韶薄情寡义，愤恨离去。和其他典籍不同，北魏汝南王元悦算是个“绝对同性恋”，酷爱男色，厌恶女性，偶尔不得已和妻妾同房还要大打出手，像极了现如今骗婚还要家暴女方的同志。此外，还有陈文帝和韩子高的爱情故事，被后人演绎成杂剧《男王后》，也是广为流传，在此不再赘述。根据《宋书》记载：“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成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可见当时对于同性恋是极为包容的，甚至有歌咏之意。

至唐朝五代期间，男风之气渐衰，较少见于典籍：《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承乾非常宠爱一个名叫“称心”的乐童，但被唐太宗得知后赐死，李承乾为此甚至不惜谋反，最终死在流放地；同样有史可考的是闽主王鏻与归守明，但王鏻得了风疾之后，归守明和王后通奸并害死了他。

至宋朝后，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社会也较为开放，甚至有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①北宋·陶谷《清异录》：“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②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但随之而来的是官府的严厉打击（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到了元朝，战乱纷纷，士子自顾不暇，已经极少见到关于同性恋的史料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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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恪守三纲五常，极为注重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但这只针对女性，对男性的道德要求并没这么高，于是在严格的婚姻制度和性道德下，同性恋现象反而迎来了极盛之期，甚至成为当时婚姻家庭制度的一种补充：万历帝宠信“十俊”（十个漂亮的小太监），“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万历野获编》）；严嵩之子严世藩留恋于优伶金凤，“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明·姚士粦《见只篇》），后来严嵩势败，金凤便扮演严世藩取乐；“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是著名文学家，他在《珂雪斋近集》中认为自己“分桃断袖，极难排割，自恨与沈约同病”。同时，明代同性恋文学书写也进入了高潮期，《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中不乏同性恋者的身影，甚至出现了三部男同小说《弁雨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反映了明人物欲横流、男色大兴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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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男风依然兴盛，但在宫廷之中较为罕见，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祖制极严的缘故，唯一流传于野史的就是乾隆帝与和珅了，但真实性存疑。最为常见的则是男伶和士子，在舞台上风采翩然的美男子甚至代替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来源：诗坛领袖袁枚和文坛大家纪晓岚是力推男风的士子代表，前者流传有写给男宠的艳词秾曲，后者甚至认为“娈童始黄帝”（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自陈“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进士毕沅与“状元夫人”李桂官的艳情经历被演撰为《品花宝鉴》，甚至搬上了戏台。直到八国联军进京后，清朝贵族和士子的狎优之风才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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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历史，流行于权贵名流、文人士子之间的“男风”现象虽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但在侃谑之余，极少有严令禁止的时期。反而是近代社会（1949年之前），对同性恋讳莫如深，已经很难在文学作品见到这方面的书写与记载了，仅有郭沫若在《我的童年》里略过了自己年少时对一位同性少年的朦胧爱慕之情。

作为长期以来的边缘文化，同性恋涉及到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这些趣闻轶事反而能体现历史的脉络和流向。尽管是我国历史典籍、文学著作中零星、碎片的一部分，但在浩如烟海的基数中仍是极为繁复的，仅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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