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骁越 （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有一天，昔日同学问起我如何申请美国历史系的博士，希望我能够向未来有志申请的学弟学妹们介绍一些经验。说起甚是惭愧，我虽被他视做是槛内人，但是对于我是如何机缘巧合跨进门槛的过程，我却知之甚少。历史系博士的录取与否，类似于美国大多数文科院系，取决于系内录取委员会的严格甄选。

这个委员会往往由几位学术背景各异教授组成，最后由这几位教授协商一致，提出博士录取名单。一个申请者的成功与否，往往就在几位教授阅读申请材料的短短时间内定夺。教授们的个人喜恶，成为影响最终结果的最重要因素。作为一个本科和硕士都是非历史系的门外汉，当时我是如何被诸位历史系教授们选择的，或许只是一种缘分。

虽说教授趣味各异，但是对于同处于一个学科下的职业工作者们，他们的兴趣爱好还是有共同点可以追寻的。说到美国的历史研究者这个群体，必须提及的事件是美国六十至七十年代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左翼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是在反思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写《资本论》之后的一百年，革命者们构想的共产主义，甚至是通往共产主义必经的社会主义，依旧没有能够实现。

工人阶级，在全世界的框架范围内，鲜有成功案例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在更多情况下，工会和资本家之间会达成种种协议，从而导致工会不但无法有效组织革命力量，相反助长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自我扩张。六七十年代的青年美国知识分子，在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发展左翼政治，以便摆脱马克思理论不符合实践的束缚。

他们的方法是将革命从工厂搬进书斋，让青年教师和学生成为这场革命的骨干，他们成为学院中的左派。于是这些年青人在人文学科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年的学术新秀成为了今日的学术权威；当年的新型领域，发展成今日的学术范式。左翼思潮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学科内影响最为深远。

教授的趣味是和学科内已开拓的和新兴的领域相互关联的。一本好的历史书最基础的标准在于它提出了一个能够直击学科内的重要领域，甚至横跨多个领域的历史问题。博士申请者最主要的任务是熟悉学科领域内的发展脉络，了解其中的传统主题和最新发展，以便形成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反思和批判。

美国学院左派发展至今五十余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化，不能够视为铁板一块。比如说女权运动内部，对于性别的边界、女性权力的来源和限度、同性恋“自由”等诸多问题，女权学者们争执不休。这样复杂的学术讨论，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支持/反对的二元对立框架来理解和分析，而新的更为复杂的分析框架不断在学术讨论中形成和发展。

再深层次，每一个在知名院校任职的教授都正在推动领域的发展，如何理解他们在领域中的位置，如何判断他们从事的研究与领域内其他范式的联系，教授的研究范式会如何影响到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都是每一个博士申请者乃至博士生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具体到中东历史研究领域，美国的科研机构是相对复杂的，其受到学院左翼冲击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在学院左翼出现之前，统治西方中东历史研究的认知框架被称作“东方主义”，简言之是通过对语言、宗教、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东方社会的“本质”，从而了解“东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

直至今日，依旧有一些学校的近东（或中东）研究系遵循着“东方主义”的传统，可见“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是影响深远的。爱德华•萨义德以及周边的左翼知识份子群体在七十年代末强烈批判“东方主义”，认为这种认知方法将东方抽象成亘古不变、因循守旧的客体，将落后的东方塑造成现代西方的对照，从而在象征意义上实现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

萨义德鼓励青年学者大胆突破“东方主义”的束缚，这给中东历史研究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突破。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对中东历史的研究从古代转向现代，从语言、宗教转向社会、政治；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并尝试用非西方的经验证据挑战原有的理论假设。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革新，让美国中东历史研究赶上了文化左翼运动的浪潮，许多传统的左翼关注点逐渐被创新性地引入中东研究。

中东历史研究的“去东方主义化”对于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学生需要对关于中东知识的掌握更加严格。语言是历史表达的载体，是了解文化和社会的窗口，也是历史学习的基础和核心。尤其当历史学家深入档案研究的时候，最能够帮助自己的是对当地语言熟悉的掌握。

另一方面，学生需要仔细学习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尼采所谓的“知识的谱系”。历史不仅仅有其过往的一面，也有它当代的另一面。作为学习历史的学生，需要时刻关注历史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被书写的动机和影响。

在阅读每一本相关书籍的时候，需要理解这本书在整个知识系统当中的位置，并对之进行适当的汇总和分类。对阅读的知识进行图书管理员似的分类管理，可以将杂乱的轶闻趣事整理成有秩序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调取知识的过程中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