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道，典故不明

北魏史学家崔浩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太武帝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时，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他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

崔浩修撰史书很认真，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采纳著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130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在这部史书中，实录了前奏符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圭。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符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圭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出了大笑话。

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为恼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崔浩“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最后惨死狱中。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证，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余人。

事隔300多年以后，唐朝大文学家韩愈一想到崔浩《国书》血案，仍然心有余悸，感叹直笔太难（《答刘秀才论史书》）。

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是《贞观政要》。他在担任著作郎撰写《则天实录》时，辑录了宋璩逼迫张说为魏元忠证明清白的事。

原来，武则天的两个宠臣张宗昌、张易之，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他们诬陷魏元忠有谋反言论，并诱逼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出面作证。张说无奈，只好答应。他其实心里也很犹豫，做吧，对不起良心；不做，又迈不过眼前这道坎。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让他去当面对质。临行前，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璩看出了问题，对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千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他在面见武则天时如实禀告：是张宗昌逼迫他陷害魏大人。结果，魏元忠被免于一死，流放岭南。

唐睿宗时，张说升任宰相，兼修国史。他看到了《则天实录》中的这段文字，知道是吴兢所写，却故意说：“刘五(即史学家刘知几，已经去世)太不相容了!”吴兢站起来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他说这番话时，与他在一块工作的史官们，都惊吓得变了脸色。后来，张说又请求吴兢改动几个字，吴兢坚决不答应，他义正词严地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这段话的意思是：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就不能算作正直的笔法，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

国学启蒙读物《龙文鞭影》里的“直笔吴兢”，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南宋史学家袁枢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所著史书《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很是不满。他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时，负责撰修《宋史》列传。这时候，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后人，以老乡关系，请求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和“润色”，意在将章惇留在史书上的非常不雅的形象适当地美化美化。

章惇是宋哲宗时的宰相。他从绍圣元年（1094年）为相，一直到哲宗去世。《宋史》列举章惇的罪证，主要有这样几项：“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推荐新法，章惇是推行新法的干将。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即位。一开始，宋英宗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人，于是章惇等新党尽数被驱逐。后来宋哲宗亲政，起用新党，章惇也得以拜相。章惇上台之后，把昔日的新党人士全部召还至京都，委以重用。章惇还大肆报复，尽数罢黜旧党人士。此时司马光已经死了，也被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皇帝下诏掘墓鞭尸，但哲宗皇帝听从其他官员的意见，没有同意，朝廷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章惇还报复苏轼，将其贬到岭南，再贬到海南。最过分的是，章惇向宋哲宗建议废除高太后的封号，追废为庶人，宋哲宗没有采纳。

袁枢听到章惇后人的请求，勃然大怒，说：“子厚（章惇字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的宰相赵雄，是撰修国史的总负责人，他听到之后，称赞袁枢“无愧古良史”（《宋史·袁枢传》）。

有齐国太史四兄弟、南史氏，晋国董狐，以及崔浩、吴兢、袁枢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真正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是极开明的帝王，也不会允许史官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记录在案、传之后代。他们手中的权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为，决定史官的命运。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舛，就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