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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家蔡东藩:通俗演义的千秋悠梦

历史小说家蔡东藩:通俗演义的千秋悠梦历史小说家蔡东藩:通俗演义的千秋悠梦---“少年怀抱功名,宦海唏嘘泡影。清风吹绝攀龙兴,吹起儒生秉性。林泉笔奋雷霆,稗史呵成巨鼎。千秋一揽东岳景,一揽河山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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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怀抱功名,宦海唏嘘泡影。清风吹绝攀龙兴,吹起儒生秉性。林泉笔奋雷霆,稗史呵成巨鼎。千秋一揽东岳景,一揽河山万顷。”

如此诗句出自何人之手?想必是一位充满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吧!真可谓笔底波澜,思绪万千。但也终究敌不过“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苍茫感,带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般的难酬壮志。

诗句出自著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1877—1945)之手,他不只吟唱出这样的文字,其一生也都在践行读书人应有的品性。尽管他14岁就考中秀才,但当时的大清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官场乱象和凋敝民生,让蔡东藩从年少起就萌生了远离世俗权力的想法。

1911年春,蔡东藩赴福建候补知县。此时的大清摇摇欲坠,因看不惯官方的丑陋风气,他很快便选择离任归乡。这时中国历史的钟表已指向了新时期,民国的初立一度让蔡东藩欢喜,但现实惨淡和内忧外患的局势让他的幻梦逐渐破灭。

或许正是现实的不如意,才让蔡东藩从往昔的掌故里追思英雄气概,从历史的悲欢离合中反思深刻教训,进而启蒙和警醒世人。他选择的方式是撰写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虽说是演义,但和《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作不同,蔡东藩的历史小说真实性很高,只是在人物对话、情节转承等细节方面进行加工和虚构,在保证文学性的同时,尽力还原了历史真相。

除了有传统读书人的严谨外,蔡东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最大夙愿在于渴望通过真相来普及国史、唤醒世道人心。从1916年到1926年,他相继撰写并出版11部历史演义,其中最早撰写的就是离他最近的清朝历史。

有趣的是,《清史通俗演义》共一百回,1840年以后的历史占了一半内容。刚刚到第五十回,就是《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鸦片战争以降的历史,蔡东藩讲得格外仔细,而康雍乾时期的诸多历史则一笔带过,重点还是在谈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这或许跟时局有关,也跟蔡东藩对清史的理解有关。用他的话说,“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

写完《清史通俗演义》后,蔡东藩把目光聚焦到元朝。对他来说,蒙元历史既熟悉又陌生。熟悉者在于,他能从中感愤时事,陌生的是,大量史料的匮乏和错乱,让他时常面对困境。李保明在《浮生若梦:蔡东藩传》里讲到,蔡东藩先找来《元史》阅读,却发现它“流于草率”、“史实疏漏”,只好又从《元秘史》、《丙子平宋录》、《庚子外史》等书里寻求史料。他还在杭州的书店寻找到了《元史译文证补》,才搞清了很多拗口的名字、复杂的情节和缠绕的真相。

蔡东藩看待元朝历史的态度也融入了他的写作里,正如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搢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元史通俗演义》比较短,共六十回,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历史占了多数篇幅。像蒙古西征之类的历史,也被当成重点来讲了。搜集这类历史资料,对当时的学者来说并不简单,但蔡东藩还是写就了《欧罗巴东方受敌》等章回,以保证记叙的完整性。

蔡东藩对待乱世的态度耐人寻味。像记叙汉末三国、五代十国时期,蔡东藩的笔触还算是克制,但到了两晋南北朝这样的时期,难免会看出他内心的愤懑。在《两晋通俗演义》里,蔡东藩难掩对国难和灾祸的痛苦。他开篇便讲道“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可谓开宗明义。不难想象,《两晋通俗演义》写作难度最大,单是梳理混乱的政权更迭和连年战乱间的复杂关系,就让人够麻烦的了。蔡东藩从司马炎登基写起,跟《三国演义》的末章有历史时间上的重叠,而《三国演义》叙述不详的晋灭吴之战,则被蔡东藩讲述得详尽而精彩。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并没有三国史,原因不言自明,他的确有意识避开和经典名著的重复写作,但他同时很聪明地把这段历史揉进了前后时期的叙述里。比如,《后汉通俗演义》的一百回,有四十回都在写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其内容亦有可圈可点之处。蔡东藩曾说:“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蔡东藩处理史料始终是严谨的。这种错位和交融的历史叙述方法,在其他文本里也有体现。比如,《前汉通俗演义》包括短暂的秦朝历史,而隋朝历史则被纳入了《南北史通俗演义》里。

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小说为蔡东藩带来了巨大声誉,但不慕名利的他,最终没像一些同时代作家那样借机成为所谓的“畅销书作家”。抗战爆发后,蔡东藩的命运更加颠沛流离。到了晚年,他有限的精力多放在整理旧时所写的诗词,编辑了《写忧草》、《风月吟草》等作品。1945年3月5日,蔡东藩去世。五个多月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而一生都心系国史和民族命运的他却没看到这一刻。(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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