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怀抱功名，宦海唏嘘泡影。清风吹绝攀龙兴，吹起儒生秉性。林泉笔奋雷霆，稗史呵成巨鼎。千秋一揽东岳景，一揽河山万顷。”

如此诗句出自何人之手？想必是一位充满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吧！真可谓笔底波澜，思绪万千。但也终究敌不过“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苍茫感，带不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般的难酬壮志。

著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1877—1945），不只吟唱出这样的文字，其一生也都在践行读书人应有的品性。尽管他14岁就考中秀才，但当时的大清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官场乱象和凋敝民生，让年少的蔡东藩就萌生了远离世俗权力的想法。

1911年春，蔡东藩赴福建候补知县。此时的大清更是摇摇欲坠，因看不惯官方的丑陋风气，他很快便选择离任归乡。当然，此时中国历史的钟表已指向了新时期，民国的初立一度让蔡东藩欢喜，但现实惨淡和内忧外患的局势让他的幻梦逐渐破灭。

或许正是现实的不如意，才让蔡东藩从往昔的掌故里追思英雄的气概，从历史的悲欢离合中反思深刻的教训，进而启蒙和警醒世人。他选择的方式是撰写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

虽说是演义，但和《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作不同，蔡东藩的历史小说真实性很高，只是在人物对话、情节转承等细节方面进行加工和虚构，在保证文学性的同时，尽力还原了历史真相。

蔡东藩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有传统读书人的严谨外，渴望通过真相来普及国史、唤醒世道人心，正是其最大的夙愿。从1916年到1926年，11部历史演义相继撰写并出版，其中最早撰写的就是离他最近的清朝历史。

蔡东藩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精装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

有趣的是，《清史通俗演义》共一百回，1840年以后的历史占了一半内容。刚刚到第五十回，就是“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鸦片战争以降的历史，蔡东藩讲得格外仔细，而康雍乾时期的诸多历史则一笔带过，重点还是在谈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这或许跟时局有关，也跟蔡东藩对清史的理解有关。

用他的话说，“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

在写完《清史通俗演义》后，蔡东藩把目光聚焦在元朝身上。对他来说，蒙元历史既熟悉又陌生。熟悉者在于，他能从中感愤时事，陌生的是，大量史料的匮乏和错乱，让他时常面对困境。

李保明在《浮生若梦：蔡东藩传》里讲到，蔡东藩先找来《元史》阅读，却发现它“流于草率”“史实疏漏”，只好又从《元秘史》《丙子平宋录》《庚子外史》等书里寻求史料。他还在杭州的书店寻找到了《元史译文证补》，才搞清了很多拗口的名字、复杂的情节和缠绕的真相。

蔡东藩看待元朝历史的态度也融入了他的写作里，正如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搢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

《元史通俗演义》比较短，共六十回，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历史占了多数篇幅。像蒙古西征之类的历史，也被当成重点来讲了。搜集这类历史资料，对当时的学者来说并不简单，但蔡东藩还是写就了《欧罗巴东方受敌》等章回，以保证继续的完整性。

蔡东藩对待乱世的态度耐人寻味。像记叙汉末三国、五代十国时期，蔡东藩的笔触还算是克制，但到了两晋南北朝这样的时期，难免会看出他内心的愤懑。在《两晋通俗演义》里，蔡东藩难掩对国难和灾祸的痛苦。他开篇便讲到“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可谓开宗明义。

不难想象，《两晋通俗演义》写作难度最大，单是梳理混乱的政权更迭和连年战乱间的复杂关系，就让人够麻烦的了。蔡东藩从司马炎登基写起，跟《三国演义》的末章有历史时间上的重叠，而《三国演义》叙述不详的晋灭吴之战，则被蔡东藩讲述得详尽而精彩。

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并没有三国史，原因不言自明，他的确有意识避开和经典名著的重复写作，但他同时很聪明地把这段历史揉进了前后时期的叙述里。

比如，《后汉通俗演义》的一百回，有四十回都在写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其内容亦有可圈可点之处。蔡东藩曾说：“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蔡东藩处理史料始终是严谨的。这种错位和交融的历史叙述方法，在其他文本里也有体现。比如，《前汉通俗演义》包括短暂的秦朝历史，而隋朝历史则被纳入了《南北史通俗演义》里。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系列小说为蔡东藩带来了巨大声誉，但不慕名利的他，最终没像一些同时代作家那样借机成为所谓的“畅销书作家”。抗战爆发后，蔡东藩的命运更加颠沛流离。

到了晚年，他有限的精力多放在整理旧时所写的诗词，编辑了《写忧草》《风月吟草》等作品。1945年3月5日，蔡东藩去世。五个多月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而一生都心系国史和民族命运的他却没看到这一刻。

（本文作者黄帅，又名黄西蒙，90后媒体人，专栏作家。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作者个人专栏“记忆小屋”，转载自微信公号：黄西蒙物语。文中所采用的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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