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林昌先生发表《古史重建迎来了黄金时代》一文，指出：“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先秦史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狭隘认识，其次是帮助我们对传世文献作进一步审查弥补，其三是解开了许多过去不为学界所知的上古史事。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历代学者孜孜努力的古史重建工作，终于迎来了黄金时代。”（《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2002年，江林昌先生就已指出：“国学研究步入简帛时代。”“20世纪的国学研究是甲骨文、金文和敦煌遗书的天下，21世纪的国学研究则是简牍帛书的天下。”（详参江林昌：《书写中国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0—34页）质言之，以简帛佚籍和考古资料为基础的国学研究与古史重建工作都迎来了“黄金时代”。

1925年，王国维先生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些均是强调新材料或新发现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战国竹简相继问世与公布，令海内外学者震惊不已。这些竹简全部是秦火之前的原始战国典籍，较好地保存了原始典籍的面貌。它们的面世，一次又一次改变了以往学者对先秦传世文献所形成的传统认知，改变了我们对先秦历史、思想的认识，也已成为先秦文学研究的“新学问”。正如江先生说“古史重建迎来了黄金时代”，我们也有理由讲，简帛文献将推动先秦文学研究步入一个“黄金时代”。

近年来，简帛文献与先秦文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值得全面总结。有鉴于此，兹不揣谫陋，管窥锥指，对相关动态略作梳理。

一、新出竹简与《诗经》研究的新图景

2001年，上博简《孔子诗论》刊布。与今本《诗经》相比较，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次序问题。今本《诗经》编序依次为《国风》《小雅》《大雅》《颂》，而上博简《孔子诗论》则为《讼》《大夏》《小夏》《邦风》，即先言讼（颂）、次说大夏（雅）、再谈小夏（雅）、后论邦（国）风，次序恰好与今本完全相反。上博简《孔子诗论》反映了《诗经》更原始的编次顺序，刷新了传统认知。二是称名问题。如将“国风”称作“邦风”，“雅”称作“夏”，“颂”称作“讼”，这保留了《诗经》更原始的称名面貌，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探讨。

2012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发布。《周公之琴舞》属于“颂”诗类的组诗。“颂”诗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歌辞，其特点是诗乐舞三位一体。西周时期，单篇流传的“颂”诗都是诗乐舞相结合的，而今本《诗经》的“颂”诗经过孔子等人的删编，已成为文本之诗。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共九首，每首有“启曰”“乱曰”等乐舞术语，显然是诗乐舞相结合的。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周颂·敬之》，但《敬之》已删去了“启曰”“乱曰”等乐舞术语，而且字句也存在差异。由此可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保留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而今本《诗经·周颂》只是文本之诗，已不再是祭祀场景中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颂”诗原貌。西方理论认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传统只盛行于原始氏族社会，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传统便逐渐消失。江林昌先生认为：“中国从五帝时代到春秋时期，文明起源发展已经历了二千五百多年，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颂诗却依然盛行。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个特例，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与总结。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出现有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展开。”（江林昌：《清华简与先秦诗乐舞传统》，《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

2016年，安大简经过保护与整理后首露真容。据悉，安大简中涉及《诗经》内容的简有100多支，诗作保存58篇，是保存较好的战国《诗经》文本。与今本《诗经》相比，安大简《诗经》存在大量异文，而这些异文可以纠正今本《诗经》的一些误释误读。譬如，《魏风·伐檀》云：“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鹑兮？”对于“鹑”字，《毛传》释为“鸟也”。历代各家注疏向无异辞，皆从《毛传》，而千百年来的《诗经》读者也习焉不察。实际上，从安大简《伐檀》异文来看，“县鹑”确有可议之处。安大简《伐檀》异文“鹑”字作“麏”字，“麏”指体形较大的“鹿”类动物，如此便能与今本《伐檀》前二章的“貆”“特”体形较大的动物相对应，各章表达也能相互照应，而显得更为合理。黄德宽先生认为：“‘鹑’乃是‘麏’的误读。该诗在流传转抄过程中因二字音近，将‘麏’误读误记为‘鹑’，鹿属动物遂变成了‘小鸟’。前人习焉不察，未曾深思，以至于以讹传讹。”（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可见，安大简《诗经》的问世，将会给今本《诗经》的研究带来许多新认识。

二、新出竹简与《楚辞》研究的新认知

2010年，清华简《保训》与《楚居》同时公布。清华简《保训》的“中”内涵丰富，对《楚辞》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以往，学界对《楚辞》所见“中”的有关问题存在许多疑惑之处，而清华简《保训》的刊布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契机。清华简《保训》表明舜是“中”的持有者与传承者，这揭示了《离骚》中屈原“就重华而陈辞”的历史渊源。另外，清华简《保训》的“中”还揭示了《楚辞》中屈原对鲧、伍子胥等历史人物高度赞赏而有别于儒家诸书之评价的缘由。

《离骚》中“巫咸”的身份问题，历来学者各持己见。从清华简《楚居》来看，巫咸应当是神巫，而且巫咸事实上是楚族名号“楚”的缔造者，可谓楚族的保护神。过去，学者们多认为所谓的“巫咸夕降”只是屈原的想象之词而已。代生先生认为：巫咸很可能在楚国的祀典之内，并且可能还有专门的祭祀礼仪。而《离骚》中的“彭咸”，应当是巫彭和巫咸的合称。屈原言“愿依彭咸之遗则”实际上是欲追随巫咸之遗则，这充分表明了巫咸在楚人心中的极高地位。（代生：《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01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出版。其中包含《桐（李）颂》《兰赋》两篇楚辞类文献，且都属于咏物赋。整理者曹锦炎先生认为这两篇出土文献属于屈原之前的“楚辞”，这对《楚辞》文体早期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以往，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物赋当属屈原的《橘颂》。而由上博简《桐（李）颂》与《兰赋》来看，最早的咏物赋并非屈原的《橘颂》。江林昌先生认为：上博简《桐（李）颂》《兰赋》与屈原赋《橘颂》，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地咏物诗赋的盛况，可将其总称为“橘颂体”。故此，“橘颂体”实际上并非屈原独创。（江林昌：《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三、新出竹简与《论语》研究的新见解

2005年，上博简《君子为礼》刊布。该篇属于重要的论语类文献，主要记述了颜渊侍于夫子之答问，孔子为之讲授“君子为礼”的原则及目的，其中言仁与礼之关系至为清晰，该内容与《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章相类似，两者可对读。上博简《君子为礼》所体现的“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研究早期儒家相关思想极为珍贵的材料，并为探讨“仁”与“礼”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仁与礼的主次关系问题，历来学者争讼不休。大致可归纳为四类说法：仁为核心，礼次之；仁为体，礼为用；仁与礼并重，不分轩轾；礼重于仁。上博简《君子为礼》载：“颜渊侍于夫子，夫子曰：‘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孔子的意思很明确，“依于仁”是“君子为礼”的目的，“为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要依附于“仁”，为礼的目的是成为君子。上博简《君子为礼》有力地支持了“仁为体，礼为用”的观点，这更接近孔子的思想。

2011年，清华简《系年》问世。《系年》虽属于史类文献，但却仍可以为《论语》训诂的相关问题带来新展望。《论语·子路》篇曾记载仲弓向孔子问政时，孔子提出了“先有司”主张。上博简《仲弓》与《颜渊问于孔子》篇也有相似的记载，三篇文献所载内容相类，可相对读。关于“有司”的理解，学界认识大体一致。然而，学者对“先”的具体所指，却各持己见。学术史上对“先”字的训释主要有三：一是直接释为“首先”之义；二是释为“以……为先”；三是释为“先导、教化”。代生先生受清华简《系年》篇“先建”读为“选建”的启发，将“先有司”释为“选有司”，如此不仅能够贯通文献，也使得文义更加顺畅。“选有司”是孔子针对时弊提出的，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代生：《孔子为政“先有司”思想再探》，《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可以说，清华简《系年》为“先有司”的争议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四、新出竹简与《孟子》研究的新印证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其中包含儒家著作《缁衣》《五行》《唐虞之道》《性自命出》《鲁穆公问子思》等，学者对这批竹书进行了深入地考察与研究，认为它们多是子思及其弟子的著作。准此，郭店简便与孟子研究产生了密切关联。

首先，孟子是否为子思入门弟子的问题。汉儒多认为孟子曾亲炙于子思，但后世学者据传世文献考证，子思与孟子的生卒年并没有重合之处。而从郭店简中子思一派的著作来看，也未能见到子思与孟子正面接触的记载，这对孟子曾亲炙于子思的说法是极为不利的。其次，学术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思孟学派”的问题。《孟子·万章下》评价孔子是“集大成”者，采用了“金声玉振”一词来概括。而郭店简《五行》恰好提到了“君子集大成”与“金声玉振”之说，内容与《孟子·万章下》相似，这说明郭店简《五行》篇与《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存在着相同的认识，属于同一学派。另外，郭店简《唐虞之道》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舜的德行，这与《孟子·滕文公上》记述孟子“言必称尧舜”相一致，这也说明孟子与子思学派存在思想关联。总之，从郭店简来看，孟子确实曾深入研习或接触过子思一系的著作，并对其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廖群先生指出：“先秦思想史上的确存在过‘思孟学派（统）’，这就是郭店楚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确定的结论。”（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学习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2015年，清华简《厚父》问世。《厚父》简背原有篇名，该篇名是前所未闻的，亦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清华简《厚父》第五简记载有：“作之君，作之师”等内容，这恰与《孟子·梁惠王下》所引《书》之内容相类似。对于《孟子》所引《书》之内容，东汉赵歧只是注云“《尚书》逸篇也”，而未能列出具体篇名，可见当时该篇已不传于世。后世学者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猜测与误解。李学勤先生指出：“清华简《厚父》的有关文句，可能即是孟子引文的出处。”（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82页）清华简《厚父》的问世使《孟子·梁惠王下》引《书》问题得以揭橥，我们不仅因此而知道了该篇的篇名，也清楚了孟子引《书》内容的起止点。

五、新出竹简与先秦文体研究的新面貌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曾明确记载有“小说家”，但是现行所有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在先秦两汉文学部分都不设专章专节讨论。而多认为“志怪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并盛行的，其产生渊源是秦汉以来神仙之说与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放马滩秦简《墓主记》中所载人死而复生的志怪故事与《搜神记》内容相类似，其时代比《搜神记》早了500来年，这应该已是“志怪小说”的滥觞。无独有偶，2012年，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问世，学界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志怪小说”。这充分说明，“志怪小说”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而并非始于魏晋。而且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还启示我们，“志怪小说”是由原始巫术神话发展而来的。鉴于此，先秦文学史中有关小说的部分的确应该重写了。

“命体”是最高统治者对臣下发布的命令，也是先秦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命体”本是《尚书》的一类文体，“命”类文本在百篇《书序》中多有记载，而伏生所传28篇今文《尚书》中只有《文侯之命》一篇，甲骨文与商周青铜铭文虽发现有大量“命体”，但大都较为简短。可以说，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命体”。而随着清华简《说命》《封许之命》《摄命》等内容较长的“命体”文献的面世，可以使我们对“命体”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为先秦时期“命体”的研究带来了新展望。

六、结语

王国维先生曾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有三次最大发现，一是孔子壁中书，二则汲冢竹书，三为殷虚甲骨文、敦煌遗书及西域汉晋木简。（《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而近三十年来，战国简帛佚籍的大量发现，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第四次重大发现”。在这个简帛佚籍大发现的新时代，我们的机遇胜过孔安国、郑玄、王肃、杜预、郭璞、孔颖达等历代经学大师，应当说是极其幸运的。这些简帛佚籍为先秦文学、思想研究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材料。新发现的战国简帛古书因年代久远，无疑是珍贵的善本书目，有些甚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都不曾见过的材料。上述举例仅是管中窥豹而已。而今越来越多的简帛文献正在改变着我们对先秦文学的许多成见。譬如，战国简帛文献对《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等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新认识。限于篇幅，难以备述。不妨说，中国先秦文学史鉴于战国简帛佚籍的大量涌现，有必要重写了。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