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正史是板着面孔说教的长者，那么野史就是调皮而不失智慧的少年。读正史须正襟危坐，读野史则可随意无拘。正史貌似客观严谨，野史似乎主观性情。正史由后来人来修，野史却大多同时代人来写。正史多宏篇巨制，野史多短小精悍。两相比较，很多人更喜欢野史。

野史萌芽于先秦，蔚为大观于明清。明清野史的井喷式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的史籍，说它们“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然而我们也要注意，野史毕竟是个人所写，难免杂有主观色彩，很难做到完全忠实于时代和时事。有时候作者虽力图呈现真实的历史，由于道听途说、为尊者讳、个人好恶等原因，而偏离了历史本来真相，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野史的主观和客观，善于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意见。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书名取自第一部野史。我们从书名看，这部野史就显著带有个人好恶。作者陆深是明人，所谓的“胡”不过是代指除了朱元璋之外的元末并起的群雄。宋的小明王韩林儿、天完的徐寿辉、汉的陈友谅等人无一是所谓的胡人，陆深强烈的主观色彩凸显无疑。从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野史的基调是讴歌大明太祖朱元璋的。不过，我们看内容，却是既力图简洁，又极力靠拢客观的。书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并未恶意丑化失败的群雄。

《武宗外纪》一篇目的是补充正史。因为作者毛奇龄是清人，所以文字放得开，而他写作此书所据的是《明武宗实录》，毛奇龄能够做到忠实历史，《武宗外纪》也因此能做到客观记录历史，弥补正史的不足，让后人得以窥见历史真实的一面。

《天水冰山录》目的是警醒后人，文字的真实自不待言。而〈钤山堂书画记》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记录了明代中期存世的许多重要的古代书画，记述其纸、墨、笔法特征，且加以精到点评。而且作者文嘉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次子，文化艺术修养很高，眼光当然无可怀疑。《钤山堂书画记》著录的书画，名迹累累，大有让人目不暇接之叹。此书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嘉于明嘉靖乙丑（1565）参与清点遭官府籍没的严嵩所藏书画时作的笔记。这对于研究明代官僚阶层的书画收藏，也是一份具有典型性的资料。

《留青日札（节录）》与《天水冰山录》两相参照，可见其简略，其中《严嵩》一篇，则交待了严氏被抄家缘起及对世人的启示，叹其欲得一青衿而不可的深刻悲剧性。

与《天水冰山录》、《留青日札》的抄家实录不同，《民抄董宦事实》则要曲折多了。董其昌是我们熟知的明代书画家，他的书画名闻一时，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因《民抄董宦事实》、《黑白传》对他不利的描述，历来深受后人的诟病。本书的一个令人称道之处是在照搬这部野史基础上，吸收了后来偶然发现的关于此事的官府公文，《府申各院道公文》、《学院驳批道申》、《本座复审申文》、《苏、常、镇三府会审断词》等公文，对于此案的梳理、分析，让我们揭开了事情真相，洗涮了董其昌的不白之冤。

《董心葵事记》直类《聊斋故事》，可看出野史、笔记一类文字的精简可观，由来已久，作者是明人，没有留下姓名，其距离蒲氏也不远。最末一部《震泽纪闻》则十分类似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大多十分简短，于寥寥数语，即见出所描写人物的神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综观《明太祖平胡录》一书，全乎明人记明事，只有第二部是清人记明事。这几部野史弥补了我们对正史的呆板印象，丰富了史籍，对于我们补捉真相有时候能出奇功。这些野史作者看似极为主观的笔触，却力图极尽客观地把明人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部分呈现给后世读者。我们茶余饭后，不妨拿来读一两篇，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