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研究东汉后期，对历史着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只，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

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0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

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

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

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着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

“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

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传》云‘?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死于洛阳。’此死后，故编于本年。”据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

《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

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 经学是义理之学。

钱大昕说:“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着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

”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