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研究东汉后期，对历史着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 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 《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 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 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 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 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只，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5、刘德,北海人。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

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 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 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 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

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 《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 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 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 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 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 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 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 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 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 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 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 “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 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

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 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 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 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 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 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 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 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 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 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 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 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 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 “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 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 “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 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 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 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 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 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 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 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四库提要》作者对裴 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 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 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 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 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 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 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 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 “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 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 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 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 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

与大字正文互 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 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 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着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 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 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 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 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 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 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 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 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 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 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 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 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 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 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