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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话本发展流变表格

H讲史小说

【Historical Novels】

1、《五代史平话》又称《新编五史平话》，分成梁、唐、晋、汉、周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特点是“口语”和“文言”杂糅（“文言”部分直接选自古书），对历史书籍如《资治通鉴》依附性较强，虽传为宋人作，但很可能经过元人加工，因着“平话”一词本是元人用语。

2、三国故事：《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都是元代流行讲述三国故事的话本，这两部书仅在主要情节走向上依据正史叙事，而在细节处理上则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趣味桥段，如“关云长刮骨疗毒”和“死诸葛走生仲达”等桥段都是《三国志平话》的独创；此外，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也得到了改造和调整，比如，“张飞”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三国志平话》中塑造的张飞形象却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相去甚远，在历史上，张飞是个文武兼备、相貌俊秀之人，在话本中，他却变成了鲁直粗豪的英雄。以上这些“改动”都直接影响了《三国演义》的写作。【注：橙色底纹表“流变”】

3、其他历史故事：元话本的历史故事系列还有《武王伐纣平话》《秦并六国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等。

HE英雄传奇

【Hero Legends】

相传作于南宋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是现存较早较著名的“英雄传奇”题材的话本，虽然也可归类到“讲史话本”之中，但实际上，这本书籍中所叙历史多为道听途说者，未有多少史实根据；在这本书中，有一节专门讲述“梁山泊聚义本末”，而“杨志卖刀”、“晁盖劫取生辰纲”、“宋江杀惜”等桥段即肇始于此，是为《水浒传》相似情节之雏形；此外，这部小说塑造了36位有名有姓有绰号有特征的梁山人物，如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豹子头林冲等，皆为《水浒传》小说的人物塑造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本书也被学者推测经历了元人的加工和改写，因其中杂有元人语，不像宋时书。

此外，这类作品还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等。

M神魔小说

【Mysterious Novels】

宋元话本中，有一类话本被称为“说经话本”，这类故事多衍生于佛道宗教故事，而对后世的“神魔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那个时代留存至今的唯一“说经”作品，这部作品的时代并无定论，有学者主张其为宋时话本，亦有主张其是元人刊刻者。此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正文末尾常有“诗歌”总括主题、点明思想，显然是要达成借助故事来宣讲佛教思想的目的；在内容上，这部书讲述了唐僧七人去西天求法之事，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余诸人并无姓名，书中记载，猴行者神通广大，帮助唐僧扫除取经途中障碍，其中讲了一些妖怪作法之事，但叙事平淡无味；显然，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框架也深刻启发了后世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成书。

V侠义故事

【Vigilante Stories】

“英雄传奇”本身就可被看作是“侠义故事”。

O官场小说

【The Officials’ Stories】

《错斩崔宁》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公案小说”，讲的是冤案故事，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刘贵有一妻一妾，其丈人看他家境贫困，便借了他十五贯钱，然而，他酒后戏言，宣称这钱财是侍妾陈二姐的卖身钱，于是，陈二姐便连夜逃命；之后的故事，则讲述“巧合”如何引发“错案”——家中这边，刘贵被强盗所杀，十五贯钱也被掠去，旅途那边，陈二姐在奔逃中巧遇崔宁，两人相伴而行，而崔宁身上亦恰好带有十五贯钱；就这样，错案铸成，崔宁同陈二姐被诬为奸夫淫妇，遭遇杀人指控，最终丧命；多年后，刘贵之妻被山贼掳走做妻，这亦是一重“巧合”，因着山贼恰是昔年罪犯，刘妻识破罪人，最终为崔宁等洗雪了冤情。

本文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①在思想上，本作品一面批判现实，一面展现出“善恶有报”的观念，同时也呈现了一种典型的“市民价值取向”，对陈二姐的“夜逃”以及她和崔宁的“结伴”（实际已是缔结情侣关系）抱持宽容和理解态度；②在艺术上，本文善以两重“巧合”制造波澜和挽结故事，在情节安排上虽不免造作，却富有趣味性和紧张感，是一部优秀的通俗作品。

L情爱小说

【Love And Erotic Novels】

宋元话本中，此类生活化题材的小说很多，现举《简帖和尚》一例，以为管中窥豹之用。《简》文的情节是这样的：皇甫松中了奸人计谋，认为妻子与人有私，便执意休掉了她；然而，在大年初一之时，当他想到往年夫妻成双作对在庙中祈福，如今只他孤身一人，便悲从中来，不免产生悔意；后来，他发现了真相，知道自己误解了妻子，夫妻最终重归于好。

本文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①在思想上，这部书表现了“人情之常”，体现的是“市民道德观”：皇甫松性情火爆，不问青红皂白便误信奸人伪造的书信，责打婢女、休弃妻子，并非是一个性格良好的人；然而，他也并非彻底绝情、完全不通道理，虽则妻子后来已被奸人所骗、委身于人，但当皇甫松发现妻子确实受到冤枉，他即毫不犹豫地介入其中，擒拿奸人，救助妻子，最终与她团圆——在故事结尾处，儒家礼法的那套“贞洁观念”在此处并没有成为阻碍夫妻重归于好的障碍。②在艺术上，《简帖和尚》不仅用“误会”制造波澜，还巧妙使用“道具”——“简帖”（信件）来串联剧情，同时，这篇小说的“入话”处也讲了一段短小的和书信有关的“夫妻矛盾”故事，这样一来，借由一个小小的“道具”，不仅“正话”中的矛盾得以富有波澜地展开，且“正话”和“入话”的关联也变得十分精巧、耐人寻味。

R世情小说

【Realistic Novels】

ID讽刺、谴责小说【Sarcastic And Denouncing Novels】

此时期暂无。

成就总括、后世影响

宋元话本小说，是市民趣味的白话小说作品，按照宋代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的记载，可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四家，然而，这个分类并不甚有逻辑，因着前三者和后一者的分类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很显然，“四家”中的前面三家是以“内容题材”为标准在为小说分类，而关于“合声”的描述语焉不详，今时学者以为这个分类当和现场表演形式有关，而与题材无涉；再者，“小说”目类之下，又可按照题材继续细分，而衍为“烟粉”（情爱）、“灵怪”（非宗教性神魔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主要指金兵来犯、汉人抵抗一类事，后来意义扩展，农民起义也从属在这个类别下）等子目。

以上题材，皆是市民所感兴趣者，而这些内容在宋元既已起步，其目类下的每种题材都对后世小说的取材造成了深刻影响，而其中尤以“讲史”、“说经”两类题材影响最为深广，后世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西游》《水浒》）皆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而非无所依傍、另起灶炉。

在思想上，这些话本小说表现出市民趣味，听史、听经皆以有趣为尚，不求事实之真；而在情爱、公案等题材的话本中，那种“市民价值观”更是表现得很明显，例如在《碾玉观音》中，女主角秀秀主动追求心仪的男子，在《简帖和尚》里，被误解、被休弃的妻子也会在“权宜”之下另谋再嫁，而不会刚烈而死；很显然，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普通人”，既非高尚者，也非败德者，既不会对儒家教条严苛遵守成为“官方道德模范”，也不能算是反抗礼教和权威的勇士，而只是以“生活”为务，大体奉守“民间道德”，有着弱点和缺点，也有着优点和美德的芸芸众生；惟其如此，普通的读者才会在作品的阅读中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而这一点，也暗合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对“悲剧人物形象”的期许，他亦认为在观剧过程中“悲悯”和“恐惧”所能得到激发的前提之一是观众感到台上人物“与自己相似”。【注：紫色底纹表中西比较】

在艺术上，话本小说对后世颇有影响的艺术成就有以下几点：①在形制上，话本小说的结构影响了后世话本和拟话本（详见表格末尾的总结）。②在语言上，话本小说使用鲜活的、生动的民众时语来进行文学创作，这便为后世文人写作开了新路，使之不必拘泥于“文言”叙事；实际上，“文言”并不适合用于小说写作，其用词、语法、节奏都远离生活，既求简洁，又务雅致，如此一来，作者难免束手束脚，无法写出市井人生的本然之态，而口语白话则本就从生活中来，若以之摹写生活，便天然有着亲切感，使人看对话如闻其声，睹世相如在目前，又且，作者亦可很方便地利用俗语来嬉笑怒骂，展现出幽默和讽刺，总之，这样一种“活的语言”具备文言所不具备的表现生命之力量。③在情节设置上，讲述情感、公案类故事时，话本小说善于使用“巧合”、“误会”来编织情节，间或用“道具”来串联故事，注重引发悬念、制造波澜，并在恰当的时机解开这些误解，让观众得到情绪上的平复，这类情节“机巧”也为后世话本、拟话本所继承。

宋元时代小说兴盛的原因

1、社会经济原因：宋元时期，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勾栏瓦舍繁荣，“说话”艺术流行，一大批较有空闲、亦有余钱的市民阶层愿意付费聆听“说话”，而识字者也愿付费购买“话本”以供闲来阅读，既然有了这样的“市场”，文人自然也会主动参与其间，写作“话本”来盈利。

2、文化原因：“讲史”、“讲经”题材之所以在宋元时期极其繁盛，背后亦有特殊的文化条件在推动。首先，中国的史书卷帙浩繁，而北宋司马光刚刚编纂了《资治通鉴》，说书者和底层文人正可从这些古今史书里汲取养料并加以改造，而人类对祖先的过往史事本就天然具备兴趣，这就是“讲史”话本通行的文化前提；其次，南朝至隋唐，佛教在中国大倡，而往印度“取经”之僧侣络绎不绝，带回的经书也是粲然可观，这样的情况下，“佛经故事”和“取经故事”都很自然地与民众对神秘妖异之事的天然兴趣相结合，而传教者也会有意利用民众的兴趣通过故事来传播其思想，这样的文化条件，就是“讲经”话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3、技术原因：宋元以后，装帧形式无论是蝴蝶装，包背装，还是线装，都日益适合刻印，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后，刊刻图书变得更为便捷，宋元明清小说之日益发展，不独为市井经济日益繁荣所带来的需求促使，亦获文献载体解放之助益也。

附录：“话本”、“拟话本”的概念问题

一、“说话”、“话本”、“拟话本”的定义：“说话”的本义是“口述故事”，“说”者，讲述也，“话”者，故事也。目前对“说话”一词的最早记录来自隋代笑话集《启颜录》，本书记载，杨素的儿子曾邀请能说会道的侯白为他“说一个好话”，所谓“好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好故事”；此外，唐代郭湜所撰《高力士外传》也每每提及唐代宫中有“听说话”的娱乐活动。

宋代流行的“说话”，正是上接唐代而来，而所谓“话本”，从字面意看，指的是“故事的文字记录”，然而，深究起来，同是“文字记录”，不同“话本”的“写作目的”和“存在形式”是有区别的，可大致区分成两类：首先，有一类“话本”是说书人用来“学习”或“提词”的“故事底本”，这类“话本”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只是说书表演的教材、笔记或辅助工具，由于目的不在阅读本身，这类“话本”的文字记录都比较粗糙，叙事也比较省略，《三国志平话》便是这样的话本；其次，另有一类“话本”，是文人在听了口述故事后进行转记、整理、加工之后而呈现的文本，这类文本同“说话表演”本身已有一些距离，它们不是为着辅助“说话表演”而存在，而是在文人的介入下，将原本只能通过“口述”来传播的故事改为以纸张和文字为媒介供人案头阅读的作品，因此，这类作品的叙事较详尽，文字较通顺，描写较细腻，代表作为《错斩崔宁》《碾玉观音》。

“拟话本”小说从明代开始出现，并发展延伸至清代，经久不绝。所谓“拟话本”，即是文人创作的模拟“话本”形式的小说，具体来说，“话本”和“拟话本”的界限，就要从 “文本”与“说话”之间关系的变迁中来理解：以往，“话本”作为“文本”或产生于“说话”之前，作为“说话”的附庸和蓝本存在，或产生于“说话”之后，作为对“说话”的记录之用，后者虽有文人参与润饰，文学性相对提高，但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依然是“说话”本身，仍旧没有脱离对“说话”的依赖性和附着性，文人对故事的加工、改编空间较小，多为细节性润色，未有对故事情节大刀阔斧的变革。相反，“拟话本”的内容已经脱离了对“说话”的依赖性，当“拟话本”高度发达后，许多优秀“拟话本”小说的情节完全是文人自出机杼的独创，这些小说与“说话”这项艺术只有形式上的相近性，而没有内容上的相关性；当然，在“拟话本”产生的早期，文人确实依旧惯于从“说话”中选取故事素材而进行改编，然而，“记录说话的内容”与“在说话中选取素材”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当文人把“说话”中提及的故事作为“素材”而进行筛选、糅合、改造时，他们创作出的成品只能说受到了“说话”的影响和启发，而不再是与“说话”相互依倚的附属。

在明代，广泛摄取“说话”中的素材而加以改编的“拟话本”代表作是冯梦龙的《三言》；而至明代的凌濛初写《二拍》之时，由于通行的“说话”故事已被冯梦龙搜罗殆尽，凌氏便写了很多独创之作，进一步和“说话”拉开距离；到了清代，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已是有着独特审美品位、打上深刻个体性思想烙印的作品，变成了纯粹的文人小说。

二、“话本”和“拟话本”的体制（体裁、形制）：不论是说话人的“说书底稿”或是文人根据听来的说书而整理出的“文稿”，皆因与“说话”这门口述艺术有着密切的关涉而自然而然地带有“口述文学”的特质，而“拟话本”既有意模拟“话本”的形式，固然也和“话本”的体制基本接近，通常来讲，这类小说从头至尾，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在故事开首，常有“入话”（亦称“头回”），所谓“入话”，是进入正文、主题之前的先行讲述的短小的“闲话”，这些“闲话”往往与正题有着松散的联系，有时，“入话”由几首讲风景、道名胜的诗词构成，而这些风景、名胜的所在地大概率即是后续故事的发生地，也有时，“入话”是由一则或几则“微型故事”组成，而这些短小的故事所叙的主题多少与后面的故事有同构性、堪作类比；这些“入话”在其原本的“口述形式”中有着重要的“表演价值”，可收到暖场效果，能调动观众兴趣，亦可给让剧场表演的开启时间得到略微的延宕，让稍微迟来的观众不致漏听后续的完整故事；而在文字性的“话本”中，这些“入话”虽然不再起到如上所提的“剧场效果”，却不是毫无作用，而是意外地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比兴”传统暗契，于是，这开篇的闲话就有了阅读中的 “起兴”之用或“类比”、“对比”之效，可能正是因着这个原因，哪怕是在后世的文人独立创作——“拟话本”小说中，那些作家依然喜欢保留“话本”的结构形式，让“入话”依旧出现的篇首。

其次，故事中段是“正话”，而“正话”部分的“说书人痕迹”很重，“看官”之类的词语标示、记录着口述文学中 “说书人”和“听书人”现场对话、热烈互动的情形。诚然，当这类词句被保留在文字中，其叙事手法同现代小说相去甚远，“叙述者”的声音过强过宏，作者对文本“操控”的痕迹过重，这确实是缺点，然而，另一方面，因着这些“交流性语句”被保留下来，读者在阅读中会感到与文字背后的作者距离拉近、亲切感增强。需要注意的是，当“话本”发展为“拟话本”时，当文人在独立创作中依然口呼“看官”，这个词语的“文本效果”也在暗中变迁——举例而言，李渔在他的“拟话本”小说中便依然会时不时在文本里和读者“直接交流”，而借由这种交流，李渔往往直接将他的思想观念、生活心得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地说给读者听，而读者则可暂时脱离文本的故事主线，聆听这位作者谈论世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叙述声音”的强烈甚至霸道的存在反而起到了强调作者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和个性的作用，这就与传统“话本”小说的作用完全不同了，毕竟，在传统的“话本”中，“看官”之类的“交流性话语”只是说书人口语讲述故事的遗留痕迹，在“话本”中，作者的“主体性”是缺失的，文人的“个性”是隐藏的，“故事”才是主体，“叙述者”只是工具，而在“拟话本”中，借由沿用这种“交流性话语”，作者反而可以巧妙地提示读者自我的存在，并借此发表评论，显露个性，让“故事”和“叙述者”——“讲故事的人”同等重要。

第三，“话本”的结尾往往有正式的“结语”，而“以诗作结”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在剧场说书表演中，这样的结尾具有提炼主题、概括情节、总结思想、增加趣味性等诸多方面的意义；而在文本中，这样的形式也得以保留，而因着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的传统最为悠长、持久不衰，读者也乐于在阅读故事之后欣赏一则总括性的诗歌。当文学发展，文人独立创作，“话本”变而为“拟话本”，小说中作结诗词的水平也有显著提升，不再有口述文学中套话、空话、口水话的弊病，而成为可堪独立欣赏的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