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咸宁五年)，我国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的发现。“汲”是汲郡，“冢”是坟墓，也就是“汲郡坟墓里的书”。它的发现，受到当时和以后文史学家们的重视。近代学者更明确指出，《汲冢书》和西汉发现的古文经以及近代殷墟发现的甲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那么《汲冢书》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为什么对它评价这么高呢?

先从它的发现谈起。公元279年10月，西晋时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国国君的坟墓，出土大量殉葬品，其中有铜剑、磬、钟、玉律等物，以及大批竹简。每块竹简长二尺四寸，上有用漆写成的古文字四十个。可惜的是，不准不懂得这些竹简的重要性，为了盗取墓内财宝，竟把竹简烧了照明。等到官府得知后，还捡得没烧完的竹简几十车。竹简上的文字是战国时期六国的古文，到西晋时，通行的已是隶书，人们不认识，因为看它象蝌蚪，就管它叫蝌蚪文。这批竹简后经荀勖、和峤、束哲、卫恒和杜预等人整理、研究，改写成当时通行的隶书体，共得书十六部，七十五篇(其中完整的六十八篇，残缺的七篇，总共十多万字)，编入当时图书目录中的《中经》，列为典籍。这些《汲冢书》中，有《纪年》十二篇，是最重要的。因它原系用古文写成，所以，又称《古文纪年》；又因为是在汲郡的坟墓里发现的，所以又称《汲冢纪年》；直到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此书作纪年，为说明出处，就特地加上“竹书”二字，称为《竹书纪年》，从那时起，人们也就以《竹书纪年》为正式书名了。

《竹书纪年》是以编年体记事的史书，记叙了夏、商、周三朝历史，记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后，就接记晋国政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就只记魏国史事了。至于它的作者，已经无法知道。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魏国史官所记，如是史官所记的国史，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流传，决不会拿去殉葬的。因此，又有研究者认为是私人所撰写的编年通史。

《竹书纪年》发现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首先，我国按编年形式记载春秋以前历史的书是很少的。《竹书纪年》丰富了我国古代史的内容，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等记载，跟古代传说和古代史书都不同，因而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书纪年》所记的战国部分，同《史记》的差别就更大，可用以纠正《史记》的很多错误。自从《竹书纪年》发现后，就引起了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引用以研究古代历史。如司马彪就据以驳正了谯周的《古史考》一百二十二条。此外，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儿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逸》，鲍彪的《战国策注》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都曾引《竹书纪年》来说明历史问题的，可见其史料价值之大。

其次，《竹书纪年》的发现，为整理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创造了条件。当时参加汲冢古文字整理工作的续咸，写成了《汲冢古文释》十卷，卫恒也著有《古文官书》一卷，并分析了同字异形的文字好几百条，论证了秦朝统一文字以前，战国古文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竹书纪年》，这部从坟墓里发现的珍贵编年史书，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同传统的古史说法差距很大，反遭那些传统派学者的非难和排斥，渐渐地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唐朝以后逐渐散失，至北宋末年已亡佚大半，南宋时就只存三卷了。但是，明朝嘉靖年间却出现了一种分上、下两卷的《竹书纪年》，即今本《竹书纪年》，内容跟古本有很大的不同，经清代学者考定是明代范钦的伪作。于是，学者们多方努力作古本的辑佚工作，一时有关《竹书纪年》的著作就达十余种之多，最重要的是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二卷。后来，王国维在1917年依朱氏原书作补充、订正，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共得四百二十八条；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逐条指明今本伪托的痕迹。解放后，范祥雍于1956年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在朱、王二书的基础上更加增补。1960年朱希祖的《汲冢书考》出版，该书从来历、文字、篇目和内容、校理年月、校理人物等五个方面，对汲冢书作了详考，从而将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推向了更系统、更全面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