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景耀六年（263），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率军数道并攻，后主刘禅无力抵抗，似乎只剩下借改元换运气这一招，便匆匆忙忙改了“炎兴”的年号。可是没过几个月，邓艾就攻下绵竹，眼看要到成都，这时，听从光禄大夫谯周（201—270）的建议，后主“舆榇自缚”，自己抬着棺材向邓艾请降去了，请降书中还写着：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蜀军投戈释甲，仓房府第也完好无损，现在都交给“王师”，只希望“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局面，得以保全。

对于不战而降一事，陈寿的评价是：“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蜀志·谯周传》）以为蜀能躲过生灵涂炭这一劫，功劳全在谯周。而在大兵压境之下，提议以投降换和平的谯周，正是陈寿的老师。

▲谯周画像

在《蜀志》里，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谯周是巴西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受诸葛亮提拔，为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官至光禄大夫。陈寿形容他是一个“家贫未尝问产业”“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的纯粹学者，经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扬雄一流大学问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见礼”，也常被官方顾问。《谯周传》所记载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论，都是针对时局发言。

这些上疏和廷论，表现出谯周在政治上认同的还是汉王朝，他认为三国就像西汉末王莽时代，汉家历运中衰，正等待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出现，“再受命”。他把希望放在后主刘禅身上，当后主守完三年父丧，他劝其削减乐宫和后宫经费，讲的就是刘秀如何“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而“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当魏军迫近，他劝后主不要去“南方远夷之地”避难，也是拿刘秀当年不因王郎在邯郸称帝就远走长安、失去民心，作为理由。

他还认为三国鼎立，蜀、魏“传国易世”到了第二代，就好比周朝后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六国并据，就与秦末的“豪强并争，虎裂狼分”不同，因此他也反对刘邦式的“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他说蜀国要“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只有学周文王“养民”、勾践“恤众”，学汤武之师的“不再战而克”，而不是“军旅数出、百姓凋敝”（《仇国论》）。

至于他阻止后主最后往南中避难，也不同意向东吴求援，则是由于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经在诸葛亮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但那是暂时的，并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从，有诚意接纳。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说“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是势所必然，与其降吴后还要降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在最后的上疏中，他还说：

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这里提到尧、舜见自己儿子不成器，便传帝位给贤良的舜和禹，又提到殷纣王庶兄微子见“纣不可谏”，便归顺周武王，获封于宋。讲这两个故事，当然是为了安抚后主，说明降魏就等于尧、舜的禅让与微子的从善如流，是万不得已中最好的选择。

后主投降后，果然以“爱民全国”获魏封安乐乡公，举家迁居洛阳，食邑万户，奴婢百人。谯周也因“有全国之功”，获封阳城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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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蜀后主后来又见到魏晋禅代，在洛阳，活到泰始七年（271）。谯周则是泰始三年（267）奉召到洛阳，三年后去世。在他去世前一年，陈寿返乡，去向他告别。谯周说：孔子死于七十二岁，刘向、扬雄死于七十一岁，我年过七十，恐怕也无缘再见面。

陈寿的传记，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等编写的《晋书》。根据其中两篇《陈寿传》的记载，恰如谯周所预见，陈寿“以才学成名”，可是一生并不顺遂。早先他遭人举报在父丧期间让侍婢制药，在蜀国就受到舆论谴责，他也曾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去长广（今山东省莱阳市等地）太守，可是后来却又因母亲死后将她葬在洛阳，并没有归乡，再遭到谴责，两次都影响到仕途。

不过，他跟谯周学习历史，在蜀国已做过史官，泰始四年（268）后入晋，得到位高而又博学的张华赏识，加入著作局，终究人尽其才，并由此收获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首先，是在泰始十年编定《诸葛氏集》（又名《诸葛亮集》），然后，是在吴亡而“天下一统”的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六年（285），编写出魏、吴、蜀《三国志》（参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直至晋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死以前定稿。

这前后大约十六七年，如果从何进与袁绍召来董卓、谋诛宦官，从此“京都大乱”算起，差不多就是汉末以来将近一百年里最安定的一段时间。经过六十年的三国分裂，统一的西晋王朝也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就像稍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的描述：“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陈寿二十多万字的《三国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而等到陈寿去世，事实上，距离“天祸晋邦”（惠帝语）又已经不远。不久，江统就在他著名的《徙戎论》里发出“四夷之中，戎狄为甚”的警告，索靖也带着“会见汝在荆棘中”的担忧与洛阳宫门的铜驼告别。陈寿死后十年，晋惠帝便死于“八王之乱”，随后晋怀帝、晋愍帝也相继死于永嘉之乱后的“天下崩离”中，而整整二十年后，当晋元帝在从前东吴的首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原来为西晋所有的北方大部，都变成为“胡族”相争之地，短短三十余年的西晋“大一统”彻底结束，中国又再一次陷入更长久的南北分裂当中。

《三国志》的编写，因缘际会，恰好是在西晋“大一统”的年代完成。

▲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书局刻本

正是由于有政治上的统一，才有重建“大一统”话语的要求，要求文化上也实现东西南北的合流。于是在这个时代，既有像年轻的诗人左思写下《三都赋》，以魏、蜀、吴三国的首都为题材，实际讲述“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而“榷惟庸蜀与鸲鹊同巢，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的道理，也有来自蜀国的陈寿写下《三国志》，叙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而三国历史的叙述，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势必也要像《三都赋》写到西蜀公子、东吴王孙最终都被魏国先生折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不双丽，世无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的现实，而显示从魏、蜀、吴各自独立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若非从三国分立走向统一，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想象会有同时书写三国史的必要，也很难想象会有基于丰富史料来全面把握三国史的可能。当然另一方面，立足于统一的西晋回看三国历史，从新朝看故国，也不是简单地忠实于故国历史就能够满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国历史、把三国各自演化的历史，按照新朝的观念，编入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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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

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他的乡土之情，恰如王鸣盛所说，都掩埋在《三国志》的叙述当中，从他还专门为蜀人写有《益部耆旧传》也可以看出来。不过，自从东晋的习凿齿发表《晋承汉统论》，主张“以晋承汉”，反对“虚尊不正之魏”，认为“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实际是“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对陈寿的《三国志》，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他一个蜀人，却处处站在魏的立场，不为故国张目，让人看了不舒服。如唐代的历史评论家刘知几，就特别重视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魏武帝当作“篡逆”、称蜀亡即汉亡的写法，评价他“以魏为伪国”，乃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史通·探赜》）。

持这一观点而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本来是依据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而编写，《资治通鉴》写三国历史，采取的是魏的年号，表示魏为正统所在，然而朱熹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到了《资治通鉴纲目》，统统改为蜀汉纪年。而这一做法，居然得到后来如元代赵居信的大加赞扬，称“一旦《通鉴纲目》之书出于千载之下，褒贬笔削，善恶俨然，向之讳诬之说，洗涤无疑，千载不平，一时净尽”（《蜀汉本末序》）。明清时代有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也曾说：“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读三国志法》）

“正统”这个观念，传统史家看得很重，尤其当分裂时代，更是要争正统，也就是要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的洪迈说“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容斋随笔》），意思是讲东晋南北朝以来，对于谁是正统，讲究得最厉害。这样，在历史叙述尤其是分裂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便有了“正”与“不正”的区别，代表对历史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故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论》）

陈寿之为后来人诟病，主要就是他没有在《三国志》里替蜀国争一个正统。没有替蜀国争正统的表现，过去人又总结为大体两点：一是《三国志》中，只有《魏志》设了“纪”，分别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蜀志》写刘二牧（刘焉、刘璋）、先主刘备、后主刘禅，都只称“传”，《吴志》写孙破虏讨逆（孙坚、孙策）、吴主孙权、三嗣主孙亮，也称“传”，这显然是对刘备父子不尊重。因为当时的史书主要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春秋》式的编年体，一种是《史记》式的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个人传记为中心的，为体现人物的地位不同、身份各殊，他把帝王传都叫“本纪”，贵族和大夫传叫“世家”，普通人的传才是“列传”。班固的《汉书》也沿用了这个体例。陈寿模仿《史记》《汉书》的写法，他对人物的评价包括支持这种评价的历史观、价值观，也就通过他对纪、传的分配传达出来，这就是说魏是正统所在，蜀、吴都非正统。《蜀志》又不像《魏志》那样，第一个写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它还是以刘焉、刘璋为卷首，所以刘知几就曾怀疑它“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史通·编次》）

二是古时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殂，不同称谓，显示尊卑有别。《三国志》写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说是“崩”，写孙策、孙权之死，为“薨”，写刘备之死，则是“殂”，而刘禅之死是“薨”。这些用字，代表了陈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定位，于刘备、刘禅自然也很不公平、不尊敬。

▲魏文帝像

这是过去人对陈寿的批评。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譬如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库馆臣就讲，陈寿身为晋武帝臣下，这样做，是迫于时势，“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后来梁启超的《论正统》也是发挥这个观点，认为陈寿如果不以魏为正，就等于是在挑战继承了魏的晋的合法性：

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

现代人已经不大会基于过去的正统观责怪陈寿，相反，很多学者都出来替他平反。金毓黻就指出陈寿以三国史并列分署，来表示三国的鼎立，而不是像《晋书》的那种办法，譬如只写一个“魏书”，将蜀、吴都以“载记”的形式附录其下，已经是表现出他虽未帝蜀，也未尝尊魏的立场（《中国史学史》）。还有人考究得更仔细，他们注意到在《三国志》里，对孙权、孙皓，始终是称“权”“皓”，而对刘备、刘禅，却是称“先主”“后主”，刘备的夫人也叫“皇后”，这一类“春秋笔法”，也证明了在陈寿心里，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

▲刘备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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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

蜀的亡国，正在魏晋禅代前夕。当时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还在，他表彰谯周“有全国之功”，召其到洛阳，而就在前往洛阳途中，谯周预见到司马昭的死亡，他用谶语告诉刚从洛阳回来的文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果然，事不出其所料。陈寿在《蜀志·谯周传》里记下了这一细节，表明在魏晋禅代前后，谯周和他的学生们对于洛阳的政情，都极为关心。

在《魏志·文帝纪》里，陈寿写下过汉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时，对魏王所讲“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等一席话，意思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你我只能顺应天命。这跟谯周说服刘禅投降时讲的“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是同一个道理。身为谯周的学生，陈寿也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和逻辑系统里面，有同样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因此他不但记录下汉献帝的话，还配合这番说辞，写下“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的天象，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至四十五年，“黄龙见谯”，便是魏文帝登基。再等到下一个四十五年，“襄武县（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这就发生在陈留王禅位前不到半年，诸如此类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魏志·三少帝纪》）。

陈寿是相信从过去到现在，诸如刘备跨有荆益、汉魏禅代、蜀降于魏、魏晋禅代以至“暗劣偷安，未喻天命”的孙皓降晋等，一系列发生在汉晋之间的历史变化，都是天命所授。尽管讲到孙权，他能骂得咬牙切齿，可是在《吴志·吴主传》里，他也没有忘记随时写下“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这样的祥瑞或灾异之兆。他把刘焉、刘璋的失败，也归结为“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认为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刘璋“据土乱世”，都是欲望过多，超出了天命授予的范围。而他对诸葛亮最不以为然的一点，也是说诸葛亮太不在意保留蜀国这方面的官方记录。

所谓天命，即由汉家一统到三国分立、由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由后世小说家来说，便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陈寿这里，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

▲魏文帝受禅碑

如果说魏是从魏武帝开始，就有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那么晋的合法性，在陈寿看来，也是从司马宣王受命辅佐齐王到齐王被司马景王废除的时代，就开始建立。司马宣王即司马懿，在《三国志》里，除了《蜀志·后主传》写到诸葛亮与其在汉中对阵时，提到过“司马懿”这个名字，其他地方都写的是“司马宣王”，他儿子司马师为“司马景王”、司马昭为“司马文王”。这是由于魏陈留王登基不久，就封了司马昭为晋公、晋王，同时追命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陈寿就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称呼的，这也是晋朝初年的规矩。

陈寿写司马宣王、司马景王之死，因此也都称“薨”（《魏志·三少帝纪》），写司马文王之死，则称“崩”（《蜀志·谯周传》）。反过来，高贵乡公之死，却为“卒”，陈留王是“终馆于邺”。这一连串用语，也等于宣布魏的正统，大约在曹芳“归藩于齐”的时刻，就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

日本的小林春树曾以《汉书》和《三国志》作比较，指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就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亡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不一样，他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及其禅让的不可避免，深知魏也与汉一样，有兴便有衰，不可能不朽，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三國志の王朝観——〈漢書〉との比較をセンターとして》）。这话说得很彻底。就个人经验来看，陈寿经历过的政权转移、朝代更迭不止一次，所谓兴亡继绝，都已看惯，也许确实因此不会再那么执着于王朝永固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于晋武帝太康年间撰写《三国志》时，距离蜀的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魏也亡，吴也亡，天下一统，他自己早做了晋人，当他在西晋洛阳回顾历史，魏、蜀、吴一样地都成了前尘往事。

更何况以一个晋人的立场，陈寿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时代就已经开启，那么魏的亡国，似乎更在蜀以前。在他那个时代，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问题只在于是认同晋还是眷恋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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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由历史到演义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在陈寿以前或者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

《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原来是各自独立，到北宋时才合刻为一书。在刻本以前，《三国志》的流传靠的是抄本。裴松之当年为《三国志》作注，就见到过不止一个抄本，他在《吴志·薛综传》“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句话的下面注释说：“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证明他所见为“诸本”即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又时有异同。《三国志》的抄本，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一个是在新疆的《吴志·虞翻传》残卷，一个是在敦煌的《吴志·步陟传》残卷，都是晋人所写，另外，还有在新疆发现的东晋人所写《吴志·吴主传》残卷和隋唐时期人写的《魏志·臧洪传》残卷。这些《三国志》抄本的残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当书法欣赏，还能反映《三国志》传播的情况。

▲晋写本《吴志》

而作为一部相当重要的正史，据说最晚在七世纪，《三国志》也就传到了日本（榎一雄《邪马台国》）。日本现在还收藏有一部南宋时代刻的《吴志》，相当珍贵。

现在能够看到元代人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已经是说书人对《三国志》的重新改编。大概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通俗的方式讲三国故事，这样到元末明初，便有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一部仅仅是取材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地地道道小说。不过小说比史书的影响力更大，很快不胫而走，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嘉靖（1522—1567）年间所印，可是在朝鲜的文献记载中，他们的宣宗在1569年已经看到了这部小说，韩国近年还发现了王朝时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铜活字本残卷，据说那些铜活字铸造于朝鲜王朝中宗十一年（1516）（金文京《新发现の朝鲜铜活字〈三国志通俗演义〉ついて》）。清代初年，由于多尔衮的授意，《三国志通俗演义》还被译成满文，这是它在汉语之外的第一个翻译本，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的序文。满文译本之后，据说又有蒙文译本。然后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和文译本，便是元禄二年（1689）湖南文山序的《通俗三国志》。

▲《 日本见在国书目》著录《三国志》

在说书人、小说家的推动下，三国的历史，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就这样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故事。

*文章节选自《讲义》（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引言：《三国志》其书”，小标题系编者所拟。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讲义》戴燕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7-1

ISBN 9787108056757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