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由台湾地方当局组织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该书一经面世，即引发了很大争议。次年3月，台湾“立法委员”刘振东(1897—1987，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历史学与经济学，获博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在“立法院”会议中提出质询，指出台湾版《清史》存在的十方面问题，认为这部书“体制不对、立场不对、态度不对、见解不对，错误甚多”。之后，他又多次质询。这场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地打了一年多，成为当年台湾政界学界的一起公案。

一、台湾地方当局如何纂修《清史》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于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会上，一百多位代表联名敦请台湾地方当局延揽史家，从速编纂清史。其后，几位台湾“监察委员”于1959年又提出“敦促政府迅修清史案”。次年，第三次“国民大会”二百多位代表联名提出“请政府迅速编成清史以维护文化传统案”，针对当时内地开始考虑纂修清史的新情况，声称“大陆确已着手编拟清史，显有篡窃之企图，故此事刻不容缓”。

在这一波波声浪之下，台湾地方当局“总统”兼“国防研究院”院长蒋介石终于同意纂修清史，并在“国防研究院”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开始工作，张其昀为主任，萧一山为副主任，彭国栋任总编纂。但这部《清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献礼工程”，张其昀决心于1961年“元旦出版第一册，双十节出齐，以为庆祝五十年国庆之贡献”，这样，留给修史者的时间就只剩下一年了。

经过内部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台湾“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首先拟定了21条凡例，后来成为台湾版《清史》卷首的叙例。凡例中明确此《清史》将以《清史稿》为蓝本，主要是修订而非撰写。之后修史人员明确各自分工，除23位编纂委员以外，又外聘了几位专家参加撰稿和修订工作，最后由主任并口总编纂负责统稿。一年后，台湾版《清史》告成，以“国防研究院”和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名义刊行。

二、刘振东质询案的来龙去脉

刘振东提出质询后，1962年6月，“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作出书面答复，对台湾版《清史》是否为正史、是否已有人批评、对孙中山称名而未称“国父”、本纪是否歪曲事实等方面问题加以回答，基本上不同意刘的观点。张其昀同时致信刘振东，称诸多学者曾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讨论该书，“反应良佳”。

10月，刘振东在“立法院”会议上对《清史》问题再次质询，提出了长达四万字的《重修清史方案》。他指出，历代政府对于官修正史，都十分郑重谨慎，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一旦“自坏民族之历史”，将成为民族之罪人，而清史编委会的答复，却“公然说谎，修辞不诚”。“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再次答复，对刘文中涉及的学术问题和有关细节进行了辩解，称刘振东“读书太少，少见多怪”。“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则在立法院会议上口头答复，说这部清史“不是官修的正史”，“所以对于现在的这部清史的编纂并不是政府的意思，而且事实上连史也说不上，因为编者在序里就已说过‘稍作增补以存史料’，它仅是一种史料而已”。

1963年8月，刘振东发起第三次质询，评价清史编委会的答复是一篇“没头没脑毫无内容的骂街文字”，指出即使台湾版《清史》不是正史，最起码也应该算是台湾地方当局组织编纂的官书，当局对该书的质量问题应该负责。他认为通过自己的反复质询，台湾当局，特别是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更加重视，大家都同意清史修纂是国家大事，真理因辩论而益明，经过几番质询与答复之后，对于修史大业必能有所裨益。他坚信自己所提出的种种意见完全正确，并表示愿在学术界对此展开公开辩论。三次质询之后，“行政院”院长陈诚在答复中推托编纂台湾版《清史》并非“行政院”直接主办，该院已将刘振东的质询案送交“国防研究院”，请其在后续的修订工作中予以采纳。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唇枪舌剑，此事最终以不了了之的方式平息下去。

三、对台湾版《清史》的评价

那么，尘埃落定之后，对台湾版《清史》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笔者认为，综合各方面评论来看，首先可以肯定这部《清史》确实优于《清史稿》。这一点连反复对其质量问题提出质询的刘振东也同意。他承认，“《清史》以《清史稿》为蓝本，经一年的修正，比原书较优”。

首先，台湾版《清史》对《清史稿》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订正。一方面，台湾史家修改用词，使其笔法较为客观。如书中有关明清战争的内容，《清史稿》中称明朝“寇”、“犯”等字样，一律修改为“攻”。其他如在行文中根据情况将“诛”改为“杀”、“僭(jiàn，超越本分，冒甩在上的人的名义或称号)号”改为“建号”，“为乱”改为“举事”等。另一方面，台湾版《清史》增补了一些史事，改正了部分错误。这在纪、志、表、传各部分中都有所体现，如本纪中，台湾史家根据《清实录》等书的记载，对一些错误的时间记载加以修改，还增补了一些重要史料。《天文志》中增补了一些天象记录，《灾异志》中删除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和并不罕见的三胞胎记录等，其他地理、职官、艺文、邦交各志也有一些修订。表的方面，对部分年表进行重新规划，更正了《清史稿》原表中的几千处错误，还重写了《大学士年表》和《疆臣年表》的序言。传的方面，《后妃传》中不再避讳，客观记录了清代帝王诞生后的名字，如“太祖生，，改为“生努尔哈赤”、“太宗生"改为“生皇太极”等等，又删除了宣统退位后在民国年间给予旧臣的封号、谥号，其他各传增订或改正的地方还有很多。

其次，台湾版《清史》新编了《南明纪》、《明遗臣列传》、《郑成功载记》、《洪秀全载记》和《革命党人列传》。这部分内容大多源于国民党败退台湾引发的政治需要和学术兴趣，虽然由于政治取向问题使得某些史评未必客观，但台湾学者对这一部分是下了较大功夫的。他们广泛收集史料，增补了许多史实。从彭国栋《清史纂修纪实》一文所见，仅《南明纪》就引用了五十五种史料，《郑成功载记》亦引用数十种。这样，仅从保存大量史料一点来看，这部分就自有其史学价值。

但是，总体上看，台湾版《清史》确实是错漏百出，粗制滥造，无怪乎刘振东义愤填膺地三次质询。身为总编纂的彭国栋自己也承认，台湾版《清史》十分之八沿用《清史稿》，因仓促付印，没有时间详细考证，该书本纪中的时间错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修正。又如《天文志》中正文与附表内容不符，《清史稿·地理志》中原来就缺少的察哈尔一卷居然仍没有补入等等。诸如此类问题，俯拾皆是，不一而足。即使是修史者自己非常重视的新编部分也有诸多问题，有些提法在清史范畴里显得不伦不类、有的地方不合体例。例如《革命党人列传》四卷，第一、二卷是编年体，第三、四卷是传记体，名为列传并不合适。此事虽被提前发现，但是因为该书的目录早已印出，为了前后一致而没有更名，最后造成了名实不符的错误。

台湾版《清史》之所以留下了这么多的遗憾，除了当时台湾缺乏清代档案文献资料、修史条件并不理想等客观因素外，和主事者不按学术规律修史，一门心思与内地纂修清史抢时间、打造“献礼工程”有着很大关系。短短一年时间，无论如何也编不出一部规模宏大、能够涵盖近三百年史事的学术精品。此前只有同样为人诟病的《元史》编纂如此仓促，无怪乎张其昀不得不在台湾版《清史》序中声明“依新史学之体例与风格，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史事，发人深省，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