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讲《史记》，很新鲜。

他讲《史记》有三大特点：第一，既讲本纪、世家、列传，也讲表和书；第二，不只讲故事，也追溯历史故事背后的文本；第三，讲述《史记》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人的解读。也就是说，通过陈正宏的讲述，你读到的，不只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有两千年来中外读书人共同解读的《史记》。

在他的新书《血缘：〈史记〉的世家》中，陈正宏详细梳理了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通过一个个家族的故事，你会看到，支撑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还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向善的情感与道德。”

【司马迁写《史记》，建立的是一个有机体】

上观新闻：说起《史记》，人人都不陌生。《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高校历史学、文学专业的入门书。“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史记》并不好读，《史记》应该怎么读？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委会委员）：应该怎么读《史记》？简单来说，按照兴趣来读。

《史记》是按照五体的顺序来编写的，但如果你读《史记》一上来就去读《五帝本纪》，那你肯定就不想读了，因为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太远了，很多东西你也弄不清楚。

最好要从你已经知道的一些历史开始读，比如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都读过廉颇和蔺相如，本来就知道“将相和”这段故事，那么你从这里开始读就会容易读进去。其实这个故事在《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占的篇幅是非常小的，你看《廉颇蔺相如列传》全篇，尤其是这两个人的后半生，是更有意思的，如果你再去了解这两个人所处时代的背景，那整个三晋时代的历史走向也就呼之欲出了。

接着，可以再看看《史记》中的世家，那毕竟跟大多数中国人的家乡有关。山东人可以看看《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两湖人看看《楚世家》，浙江人看看《越王勾践世家》。一步一步地，你觉得自己的文言文基础大概能过关，对一些重要的篇章也有兴趣，那么你再去读《史记》里一些艰难的东西。

上观新闻：每个人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和自己相关的部分吗？

陈正宏：任何的历史文本，当然都无法跟现实中个人的具体经历相对应。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什么会永远不变”。但是，虽然历史时刻在变化，却又在某些节点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你会从《史记》中看到很多和现在的联系。

上观新闻：《史记》记历代帝王的“本纪”写了十二篇，记历史大事的“表”写了十篇，记各种典章制度的“书”写了八篇，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的“世家”写了三十篇，记重要人物或族群的“列传”写了七十篇，这些篇数都成整数，代表了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陈正宏：这个问题在历代有多种解释。按照我的理解，司马迁写《史记》，架构精密，建立的是一个贯通古今的有机体。十二本纪的十二，源自十二支；十表的十，应该是十干。十二支和十干共同构成了一个永不结束的时间轮回。八书的八，应该是四面八方的八方，也就是一个延展的空间。至于三十世家，司马迁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为解，说明为什么选三十这个数字，意指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环绕北极星，地上有三十根车辐支撑车轮正中的车毂，这就像现在的自行车车轮里有钢丝围绕支撑着车轴一样。所以，三十世家是把天地勾连了起来。到最后的七十列传，七十就是所谓的众生了。这是因为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当中，七十这个数字就像我们现在的三五七九当中的九一样，表示多，比如对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习惯的称呼是七十子之徒，秦代的博士有七十个名额等。

司马迁是天文历法学家，他的数学肯定很好，他自己说用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写了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没有这样精密的架构是不可能做到的。

【“世家”一体，有不可取消的独特意味】

上观新闻：然而，《史记》之后，班固编撰《汉书》时，本纪、传、书（改名叫志）、表都在，世家却没了，而且后世2000年史书几乎再不见“世家”，这是为什么？

陈正宏：这个应该是跟司马迁、班固两人对“世家”在历史中的意义认识不同有关。所谓“世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世代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的人家。《史记》把“世家”作为一种文章类别的名称来用，写的是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但作为一种变通，司马迁也为历史地位处于本纪和列传之间，但并非诸侯大姓的人物留下了合适的空间，比如面貌很特别的《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

大家都知道，《孔子世家》写的主要是儒家祖师爷孔夫子的言行，不过因为后面附了简短的孔子后代世系，勉强还可以算世家；而《陈涉世家》描绘的，是秦汉之交农民暴动的人物陈胜和他的死党揭竿而起的故事，陈胜就根本没有世系可记，司马迁还是放进了世家。

因为存在这样面貌特别而复杂的情况，《史记》的“世家”一体，很让后来的评论家困惑。对于《史记》体例不纯的批评，也由此而生。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世家这一体因为存在难以归类的麻烦，所以就索性被取消了。之后的正史里面，因此也很难再见到家族史一类的分体了。

上观新闻：所以，您特意以世家为主题写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史记》的新视角。

陈正宏：在我看来，《史记》的世家，实在有一种不可取消的独特意味在。

中国传统的观念，向来以家族、族属为重；而早期的诸侯大姓，又直接联结着大小不等的邦国和城池。正是靠着世家这一特殊的体裁，上下数千年间，血缘与地缘的复杂勾连，中华民族千回百转的融合之路，才能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都会淘汰一批旧世家，诞生一批新世家。

上观新闻：世家那么多，司马迁为什么单单只挑选了这几十家写进《史记》的世家一体里？

陈正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非常重视家族血统的人，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历史延续到西汉时期，族姓的繁多让再厉害的史家也很为难，必须要有取舍。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把世家各篇的叙录写得明显比其他四体各篇的叙录详细，还特地用了“嘉”字句，来表彰其中大部分世家的特异之处，比如“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嘉其能拒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等。而他所“嘉”的，几乎全是世家大姓中的有德者及其德行，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以历史学家的特有方式，向众人昭示，支撑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还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向善的情感与道德。

上观新闻：延伸说来，司马迁作《史记》，怎么选材，如何取舍？

陈正宏：司马迁说过三句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分别出自《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从这三句自述，可知司马迁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广泛收罗史料，做精密的排比和有限的整理工作，加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最终才写出这部气势恢宏的历史巨著。

《史记》的不凡之处在于如实记录了人是如何活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与后世的官修史书不同，司马迁笔下的人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也有一些边缘人物，像《封禅书》中蒙蔽汉武帝的方士，《晋世家》里自相残杀的兄弟，还有《刺客列传》里的刺客，他们是复杂的，都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改变了历史或者想要改变历史。司马迁通过书写一个个生动的个体，用昨天的历史，来揭示永久的人性。

此外，他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自比，也明确地显示，他编纂《史记》，不可能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或者主要以作家的身份来创作的。

【别人眼中的故纸堆，却是珍贵的大数据】

上观新闻：您觉得司马迁不是以作家的身份来创作《史记》，那他是什么身份？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

陈正宏：司马迁的身份，以他成年后进入仕途的不同阶段来说，主要是三个：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其中第一个身份郎中，是汉武帝的低级侍卫，是武官。第二个身份太史令，相当于现代的天文台台长兼档案馆馆长，是科学家、文献学家或者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对司马迁个人而言，《史记》是从这个阶段正式开始编纂的。最后一个中书令，是汉武帝的机要秘书长，《史记》也是司马迁在这个职位上完成的，因此这时的太史公，可以算是高级官员加史学家了。

司马迁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系统地加以梳理，并“翻译”成汉代人理解的文字。这个工作量非常大，他出色地完成了。

上观新闻：这和您的工作有些像，文献整理。

陈正宏：确实是，别人眼中的故纸堆，却是我眼中珍贵的大数据。

文献整理为一切文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曾做过一个比喻，假如我们在菜市场里，文献学就是负责买菜的。虽然不管烧菜，但买菜并不轻松，首先要知道整个菜场的布局，哪个摊头是卖菜的，哪个摊头是卖肉的，而且对同部位的肉，不同摊位的你还要会做比较。买好了之后，我们还会把菜洗好、分好，准备着给厨师使用。

有人觉得我讲《史记》比较新鲜，就因为我是学文献学的，我主要不是来跟你讲《史记》里有什么故事，而是讨论《史记》的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司马迁可能是利用了什么原始文献编写出来的，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上观新闻：的确，我们现在很多人谈到《史记》就觉得是在讲故事。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都有人在反复讨论《史记》的虚构问题，总觉得书中的人能这么生动地说话，有这么丰富曲折的情节，一定是文学不是历史。

陈正宏：细节描写不是文学的专利。历史如果没有细节，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如果把历史或者史书单纯地理解为数据、制度或者个人履历，觉得人的个性、心态、感情都不是历史学应该关注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生动就一定是虚构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在新闻里会看到某些事情之奇葩，某人发言之生猛，连小说家大概都想象不出来。而透过现实去反观历史，尤其是回顾《史记》这样的经典文本，会发现许多人、许多事都像是“古已有之”。所以用是否有细节乃至细节是否生动，来判断某个文本是文学文本还是历史文本，显然是不合适的。

上观新闻：梁启超曾经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他说《史记》在当时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史书，当然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

陈正宏：对。这意味着用传统古籍分类法中最流行的四部分类法来说，《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史记》的这种由子书而至史书的综合性特征，在著者司马迁那里，显现出的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他对人本身有非常深切的体认和感慨。他觉得，书写历史，如果我对于人性的东西不能揭示得很清楚，那么历史好像就没有被打开。比较《汉书》跟《史记》，做比较纯粹的历史研究的人似乎更喜欢《汉书》，因为数据准确，写论文引用比较放心；但是作为经典来阅读的时候，大部分人更爱的，恐怕还是《史记》，因为读司马迁的文字，就好像他在你面前，跟你聊天似的，而就是这样，才造就了这样一部经典的著作。

【判断作品是不是经典，和国别、民族都没关系】

上观新闻：您反复提到了人性，《史记》的伟大之处是不是探究了人与命运的关系？

陈正宏：《史记》处处有人性，司马迁非常懂人性，也看到了人的复杂性。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是把对个人行迹的叙说，和某个人在历史中起到的客观作用，这两者分得清清楚楚的。

比如太后吕雉，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由于她拥有强大权势和极其狠毒的手段，所以被后人熟知。这熟知的根源，就在于《史记》里那篇《吕太后本纪》，有吕后在刘邦死后残忍地对待其他女性的记载。但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却给予吕氏以正面的评价：“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翻译过来就是说，虽然吕太后在掌权的期间前前后后鼓捣出了不少动静，但是这些动静都仅仅限于皇宫之中，而且并没有损耗国之根本。对老百姓而言，严苛刑法很少用到，罪犯因此也很少，大家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又比如宋襄公，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典故，莫过于在宋楚泓之战中以彰显仁义为名提倡“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也就是王师不能攻击没有做好准备的对手，坐视战机流逝，等楚军列阵完毕后才发起进攻，最终落了个大败。宋襄公因此也成为中国军事史上被后来人取笑的对象。但是，司马迁却没有取笑宋襄公，非但没有取笑，他还在《宋微子世家》最后的“史太公曰”里，借“君子”之言，高度赞扬了“宋襄之有礼让也”。因为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切以战争逻辑为最高处事原则，而战争逻辑，是司马迁十分反感的。

在那么早的时代，司马迁著述能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一分为二地看历史中的人物，是很伟大的。

上观新闻：司马迁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如今跻身中国文化的超级IP，阅读《史记》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陈正宏：现在兴起了经典热、国学热，让我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方面，是有年轻一代的来喜欢传统的经典总归是好事。不像以前，年轻人大多在西方历史文学领域打转，知道外国人的名字比中国人的名字都多。忧的是，我们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有人提出只读中国传统经典，不看别的。

我觉得，你不能偏于一方，经典是全人类共同的，同样的时代有柏拉图也有孔子，你都应该关注。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经典，和国别、民族都没有关系。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国学”这个词，这个词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尤其是中国国力比较衰弱的时候，它是为了对付西学的。而在现代学科语境中，中学、西学已经无法截然分开了。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们怎么读《史记》，为什么要读《史记》。我想《史记》之所以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认真地读一读，不单是因为它有名，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中有对中国早期历史的比较真确的追述，而这追述之中，又有对人性的深刻而独到的洞见。无关古今，也无关中外。

《血缘——《史记》的世家》陈正宏 著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