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175论明代的史馆与史官文／曹姗姗CaoShan-shan摘要：明代的史馆和史官隶属于翰林院，史官可以通过修史入内阁。与翰林院、内阁复杂的关系，使史馆、史官的职能模糊。专职史官有修撰、编修和检讨，有修史、记注起居、充考试官、充使臣等职能。史馆修史讲究程序，总裁在修史活动中的作用大于以往的宰相监修。史馆修史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全面；促进私人修史；削弱官方禁私史的力度等，对清修《明史》有积极借鉴作用。关键词：明代；史馆；史官；修史制度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652（2016）01-0175-04NationalArchivesAndOfficialHistorianMingDynasty中国古代的修史活动在唐代以后主要在史馆内进行，由史官执笔，按照一定的程序完成撰写史书的任务。史官由来已久，“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1](p208)史馆晚于史官出现，它的建立使官方文献的利用率大幅度提升，为组织撰写史著提供优良场所，促进史学的发展。但关于明代的史馆和史官，历来以批评为主。清人曾说：“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2](p1)后来学者也基本持此观点，事实上，明代的史馆、史官有其特殊之处，并促进明代史学的发展。

一、明代史馆的建制沿革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皆九品而无定员，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3](p179)吴元年（1363），置翰林国史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直学士、修撰、典簿、编修等官。洪武元年（1368）改为翰林院，内置国史院，是明初的修史机构。洪武二年，朱元璋召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开局官修《元史》。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3](p179)。建文帝时，于翰林院下设主要负责讲经事务，文史馆有编修、检讨等官，负责修史。朱棣废除文翰、文史二馆，但修史作为翰林院的职能之一被保留下来。明成祖还选翰林院侍讲、侍读、编修、检讨官解缙、杨荣等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的同时又继续履行史官之责，此后历朝因袭。史馆虽隶属于翰林院，但与翰林院不在同一个地方，据谢贵安考证，“明代史馆应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史馆内又分东西十个馆，分管编述之事。西面六馆是修撰场所，东面四馆张居正主持修史时曾在此整理史料。商明慧认为“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明代史馆的翻版，所不同的是，翰林院所涉及修史的职掌和规模比史馆更加广泛，更加庞大而已。

”商明慧把整个翰林院看作是明代的史馆是不确切的。明代史馆虽然与翰林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等于翰林院，翰林院“掌制诏、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6](p1786)翰林院下有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五经》博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基本都参与修史事务，但是，只有修撰、编修和检讨是史官，是修史时的专职人员。可见，明代的史馆不再拥有完全独立的地位，修史成为史馆众多职能中的一种。但由于史馆身处明代政治活动集中的翰林院，使史馆得以接触和保留真实、权威的政治史料，为修史提供便利。二、明代史官的建制、选拔与职能明代史馆修史，其史官既有专职，也有临时抽调176山西档案或者遴选。朱元璋称吴王时初置翰林国史院，所设史官有“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7](p338-339)武二年升修撰为正六品，洪武十四年增设检讨官。至此，修撰、编修、检讨成为明代的史官，隶翰林院。翰林院中还有其他官员，“侍读、侍讲以下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3](p179)可见，在翰林院的统领之下，史官及翰林院其他官员，有分工但不明确。翰林院专职史官的选拔途径多样，明初常采用举荐、征召之法。

“本院官皆由荐举进，四年辛亥，虽设进士科，未有入翰林者。”[8](p27)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9](p30)但如果急需人才时，政府也会征召，嘉靖八年，“以侍从人外郎陈束、主事唐顺之等七人俱为编修。”[6](p1788)洪武十七年以后科举渐兴，荐举之法渐轻并逐渐形成了史官必须是进士的趋势。洪武十八年，授予殿试一甲丁显等三人为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这是科举进士首次被授予翰林院史官之职。“二十一年策进士，以第一甲任亨泰为修撰，第二人唐震、第三人卢原质为编修，自是遂为定式。”[10](p26)二甲、三甲中若遇优秀者，“读书翰林院，以学士一人教习[6](p1786)是为庶吉士。永乐二年，庶吉士被纳入翰林院的职位中，无定额，此后历朝因袭。明代史官与翰林院其他官员的职能重叠，其职能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修史。史馆开馆修史，“修撰掌撰述，编修掌纂辑，检讨掌检阅。”[10](P43)史馆修史虽也有其他官员参与，但史官是主力。第二，充考试官。明代乡试、会试有两个考试官，都以翰林院官员充之，其中一位必是史官。“永乐癸未，命侍读胡广、编修王达为顺天府考试官，赐宴于本府，自是遂为定例。

”(p181)第三，记注起居。明代起居注时置时废，万历时张居正曾上书言：“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记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迨后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在事讲官。朱元璋时“王备官翰林检讨，进讲经筵，以文字供职。”[12](p129)英宗正统年间经筵、日讲有了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史官的这一职能才真正确立下来。但是，史官充经筵、日讲官是以翰林院官员的身份执行的，并非因为其史官身份才能担任。侍读、侍讲是日讲官的专职官员，经筵多由内阁成员或首辅担任。第五，充使臣。正德六年，编修湛若水充安南册封使正使。明代中后期，史官多充册封使，例如万历十七年，“修撰唐文献等为正使，检讨徐应聘、行人陈容淳等为副使，持节册封衡王翊镬妃吴氏、荆世子繇[11](万历十七年四月甲辰)。第六，行劝谏。劝谏之职史官偶尔力行此事。嘉靖三年，“编修邹守益请罢兴献帝称考立庙，下锦衣卫……修撰吕構言大礼未正，下锦衣卫。”嘉靖十一年，“编修杨名以灾异陈言，下狱谪[6](p225)万历五年，“以论张居正夺情，杖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6](p265)可见，明代史官向皇帝劝谏的内容大多数是关于礼仪的。

综上，明代的史官非进士而不能成，其整体素养明显高于以往朝代。由于史馆不常设，史官隶属于翰林院，因此职能纷繁复杂，不以专门修史为务，使得明代史官活动范围广泛，扩大了史学在官僚集团中的影响，且增加了史官的政治性。明中后期史馆修史的总裁多由内阁首辅担任，史官可以通过参与修史而被擢升。三、史馆的修史程序明代开史馆修史讲究程序。一般由皇帝下诏命令修史，然后由翰林院统领修史活动，最后由监修官、总裁等上表进呈。洪武二年，朱元璋召集群臣，征召山林遗逸之士，诏修《元史》。建文元年，“诏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以魏国公徐辉祖监修，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王 景彰，翰林学士侍讲方孝孺为总裁”； [13](p1) 永乐元年 “上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 [14](永乐元年秋七月丙子朔) 编纂 《永乐大典》；仁宗洪熙元年命令行在礼部、行在翰 林院修《太宗实录》。可见，明前期史馆修史先由皇 帝下诏命令修史，并任命监修官、总裁等，然后再由 史馆付之施行。史馆确立修史任务、修史人员之后， 就开始正式进行修史。 2016.01 177 修史首先要搜集资料。明代官修史书的资料主要源于政府档案。在中央，将各衙门的文案、事件修辑 成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所需。

隆庆之前， 政府还派办事进士赴地方搜集资料。洪熙元年修《仁 宗实录》，曾“遣进士陆徵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 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 [15](洪 熙元年闰七月壬子) 隆庆之后，地方资料改由各地提学负责。 资料搜集完成后，总裁制定史书的凡例等，然后由史 官执笔开始书写史书。史馆修史完成后，由监修官、 总裁官上表进书。宣宗时《太宗实录》、《仁宗实 录》完成后，“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 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至奉天门下，监 修、总裁、纂修官等官捧《实录》置于案……上御奉 天殿……监修、总裁官、纂修等官入班……内侍官举 《实录》案置内殿中……（监修）宣表……（皇帝） [15]宣德五年正月壬戌呈书仪式结束后，皇帝 在礼部宴史官，对众史官的赏赐常在宴会之上宣布， 次日宣布擢升官阶的史官。 综上，明代史馆修史制度在中期以后发展完善。 史馆始终不作为常设机构，只有皇帝下达修史任务后 才开馆修史，以勋戚充监修官。内阁制度形成后，内 阁首辅充首席总裁，翰林学士任总裁、副总裁、纂修 官等。史书完成并进呈皇帝后，对史官奖励的形式主 要是赏赐和升迁。赏赐的对象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升迁的对象一般是纂修人员，官升一级或升俸一级， 对于首辅等加荣誉职衔。

四、明代修史中的总裁 明代的监修官则由勋戚担任，意在提高修史的规 格，并不实际参与修史工作。总裁不止一个，一般由 翰林学士担当，明代中后期一般由内阁首辅担任。总 裁虽然不是专职的史官，但其职责与唐代宰相监修类 似，参与史书的润色和修改。 明代，总裁对修史的工作方法和进度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官修《元史》的总裁是宋濂，其他修撰者 “皆山林布衣，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 笔其纲领及传纪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12]P128 张居正总裁《世宗实录》和《万历大明会典》时改进 了修史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主要采用“专任图 程”“立程责效”的方法，明确正、副总裁的职责分 工，分层管理。“盖编纂之事，草创、修饰、讨论、 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 总裁官……立程为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 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 臣等（总裁）润色。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 完稿本各进呈一次。” [11] 隆庆六年九月辛亥总裁总负 责修史工作，确立修撰的体例、内容文字的删润、人 员的调动等，副总裁协助总裁工作，定期检查修撰任 务的完成情况。这一方法大大提高了修史的效率，使 得《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和《万历大明会典》 在万历一朝同时进行修撰，并分别用五年、两年、 十一年的时间完成。

综上，总裁出身为语言功底强的 翰林学士且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保证了官修史书的 质量和政治性的统一。总裁全面负责修史工作，既能 利用官方的有利条件组织修史，又能充分发挥个人才 能，使修史思想一以贯之。 五、明代史馆、史官的影响 第一，保证史馆修史的真实、全面。朱元璋曾 “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 吴元年夏四月壬子此外，明代历朝《实录》存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记载，但史官中也不乏正直、 不畏权势之人。“《孝宗实录》，焦芳多以意毁誉期 间，而武宗朝大奸相继乱政，其事纷杂，诸史官相顾 不能书。董公玘于记载详而不冗，简而能尽，又因以 正前录之讹谬，归之至公，其有功于国史甚大。” [12] (p131) 可见，明代开国时就注重史书的真实性，于史料的 搜集上很是用心，史官也能保持基本的操守，据实直 书。此外，史馆修史，取材起居注、日历、时政记以 及政府部门的关于“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 [6](p1786)内容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 第二，刺激私人修史的热情。明代史官皆出身进 士，任史官却不专任史事，史官为了弥补入史馆却不 修史的遗憾，纷纷独立著史。曾于万历末进入史馆的 朱国祯，入馆不到三日，修正史活动就无疾而终，朱 178 山西档案 国祯自觉“有愧其名甚矣”。 [16](p34) 于是发愤立志自作 明史，终成《皇明史概》。此外，史官在明代的待遇 优渥，又是仕途通达的一条捷径，也促进了整个社会 的修史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