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彭青龙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12BWW037)结项优秀成果。该著作系国内首次对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的演变历程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首次采用宏观论述社会文化语境、中观辨析文学纪事、微观解读批评家思想的方法，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首次揭示“非此非彼、非原创性杂交”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本质；首次提出“三A”（Anglo-America-Australia）文化帝国和“五A”(Aboriginal-Anglo-America-Asia-Australia)文化共同体的新观点。

《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作为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文学批评史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周敏

针对21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现状，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伊莉莎白·韦伯认为，“在没有新理论出现的近十年，澳大利亚与其他地方一样，又出现反对从政治和理论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转向。当下，很多学者对以研究为导向的方法更感兴趣，如书籍史，以及从国际视阈而不是国内视角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范式”。彭青龙教授的《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正是这样一部从国际视域全面考察20世纪至21世纪前十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历史的批评著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史。如果说文学的进程紧密联系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批评的进程也必然与社会文化的历史印刻唇齿相依。批评的批评则更应具有超越文本和批评自身的宏阔与深刻，一部优秀的批评史也是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从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在回顾典型文学事件的基础上，聚焦各个时期主要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观点，同时观照文学领域之外的批评家的思想，兼具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特色。

之前，学界有研究认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文学进入外国一些大学课堂，相关大学开始设立澳大利亚文学教授职位，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批评家进入英语系课堂，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真正兴起。《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的视野则更加宽广，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建立开始，将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实践分为四个时期：1901年至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批评起步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批评专业化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文学批评国际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批评多元化阶段。以对这四个阶段的研究评述为基础，作者敏锐指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总体上呈现出四个转向：批评主体方面，由新闻工作者和业余文学爱好者转向作家和学者；批评内容方面，由社会学、政治学转向哲学、文学、新闻学等跨学科领域；批评方法上，由单一的视角和方法转向多元的维度和范式；批评载体上，由一般报刊专栏转向学术性专业杂志。通过这些转向和变化，作者描绘出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的内容和形式向纵深发展的动态路径。

与常见的以批评流派或批评家为主线文学批评史的写法不同的是，该著作的各个时期分别由社会文化语境、文学纪事、文学批评家和其他批评家组成，沿宏观—中观—微观的思路层层推进；以宏观视野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基础、中观视域下的文学纪事和微观视角下的重要文学思想与批评见解为核心，文史互证，力图揭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的内在逻辑和情感结构。宏观视野下的社会文化语境部分，主要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谈起，论述不同历史阶段澳大利亚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取得的文学成就及文学批评走向的一般特征。中观视域下的文学纪事部分，重点聚焦发生在文化界、富有争议的重要文学事件，系统梳理了对立双方交锋的观点，有助于深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澳大利亚文学的评价标准和立场观点。微观视角下的重要文学思想和批评见解，主要以个体案例的形式，结合批评家的学术论著，深入挖掘每一阶段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思想观点的内涵。这样的立体结构点面结合，深描出一个澳大利亚批评家的思想共同体，呈现为一幅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多维场景。

澳大利亚文学一直努力寻求着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的定位，在土著文化与白人文化之间寻找，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地方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挣扎摇摆。澳大利亚文化基因中这种天然的杂糅特征，反映在其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和魅力。比如，诺斯罗普·弗莱在讨论加拿大的文学身份时指出，文学“是有意识的神话，它创造了一个自主的世界，给予了我们一种想象视角，使得我们可以审视现实世界”。这种建构民族文学的“有意识的神话”和殖民历史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内部用之不竭的能量和生命力。这种豪迈的生命力也同样反映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实践之中。

正是从澳大利亚的文化复杂性出发，通过系统梳理、分析和解读澳大利亚建国百年来重要作家和批评家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的有关论著，全面论述澳大利亚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所蕴含的社会意识、思想观点和审美标准，彭青龙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非此非彼、非原创性杂交”的本质和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历史一样，实际上是“差异胜利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学者雷蒙·威廉斯认为，有着开放心态的人，基于文学批评传统关注语言和象征形式的人，即使他们理解它的社会基础并且排斥教育中本质的精英主义，也不会满足于那些简单地把一种理论方式应用在每一个文本上的理论实践，因为这种实践不能把其要分析的文本的复杂性描述出来。同样，要表达出批评的复杂性，就要返回制造批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深处，《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正是这样深描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历史现场的高山和沟壑，展现了一种格局壮阔的大批评观。

“阅读无可避免总是滞后的。它总是后期的工作，位于书写之后。它需要有先它存在的写好的、给定的文本材料。从这一意义来看，阅读是补充性的。然而，阅读也是理论的补充。”坎宁汉姆在《理论之后的阅读》中这样评论理论之后的阅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阅读也是补充性的，是对澳大利亚百年文学理论发展史的有益补充。比如，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学批评之间互为影响的论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在“文学批评的国际化阶段”和“文学批评的多元化阶段”两个历史分期，都提到了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状况及其对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多元文化主义在不同的学科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其关乎一个群体或具有不同文化经历的其他群体之间的共存；在政治哲学上，其涉及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对社会中不同文化及文化多样性给予平等的尊重；在文学上，其对“承认”和“平等”的需求则使其与后殖民主义文学、族裔文学，与性别理论、文化研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对这些相关文学理论进行解读和运用时，人们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忽略其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内在勾连，而单从这些理论和批评实践展开讨论。在《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中，作者敏锐认识到澳大利亚的文化多样性现实、多元文化政策及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与后殖民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原住民（土著）文学之间紧密又复杂的联系。这也从微观层面再次显明《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化史的大视野及其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元文化主义观照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促进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发展。正如作者在讨论原住民文学时所指出的，多元文化语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土著文学，其意义超越了文学作品与批评本身，并将族裔话题推向澳大利亚社会的话语场中。与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样，文学创作是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厄运进行抗争的重要手段，正如围绕纳罗金的《边缘视角创作》引发的对于原住民特性（aboriginality）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对何为原住民特性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对何为澳大利亚特性的讨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澳大利亚殖民史的“逆写”。在这些细节问题的讨论上，《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展现了严肃扎实的学术态度和从动态历史观出发探讨问题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的理论自觉。

论著第五编则聚焦于1949年以来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如同《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在最后一部分“新中国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所指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见证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风雨历程，为读者呈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之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理论建构无意识，展示出一个世界文学星丛共同体。此外，附录部分列举了澳大利亚主要批评家及其论著。因此，《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不仅是一部了解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也是不可多得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案头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