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具体赋予史德、文德涵意的过程中，章学诚主张文、史相融，著、评耦合，使得《文史通义》的价值不只停留于史学观念的阐发，而且也涉及文学理论的阐释，这就是史德、文德所蕴含的文学著者之德与文学评者之德。

《文史通义》是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这部书中不仅批判了历史上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章学诚在承继刘知己“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新唐书·刘知几传》）的论调之外，另立“史德”“文德”词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版），以彰显才、学、识不能涵盖的历史问题。在具体赋予史德、文德涵意的过程中，章学诚主张文、史相融，著、评耦合，使得《文史通义》的价值不只停留于史学观念的阐发，而且也涉及文学理论的阐释，这就是史德、文德所蕴含的文学著者之德与文学评者之德。沿袭章学诚“史德”“文德”制词的理路，评者之德便是“解德”，也就是解读文本时应当遵守的一些原则。

心术要正

对一部作品的接受，有时会存在对立的情况。《西厢记》《金瓶梅》《史记》的接受就颇具代表性。《西厢记》在其传播史上曾颇受争议：“文者见之为文，淫者见之为淫。”（《增订金批西厢记》，中华书局1916年版）这种接受情况也出现在《金瓶梅》一书上：“（《金瓶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廿公《金瓶梅跋》，丁锡根编著《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无论是“文者见之为文，淫者见之为淫”的说辞，还是树“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的大旗，都是流于现象的陈述，而没有上升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辩护。今人解读作品，允许存在多元，但事关作品性质判断，多元有时未必就是宽容。

章学诚在为《史记》非“谤书”辩护时提出的心术要正，颇具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其看来，“谤书”是因读者心不平而加之于《史记》上的“史识”，而非《史记》本身具有“谤书”的性质。换言之，《史记》为“谤书”是读者的误读，也即“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为何读者心不平会导致误读？章学诚从“气”“情”两端予以阐发，认为：“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气平情正，解读文本才会趋于理性，行之于文，则文中正平和。反之，若气失情偏，为文易坠于偏激、骄纵与沉溺。因此，解读的心术要正要平，方能不因己之气失情偏而使批评远离客观公允。

就《史记》而言，尽管有记录汉家不善之事，但“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因此，以“录汉家不善之事”概称《史记》为“谤书”，实乃读者气失情偏之所然。同样，解读《西厢记》《金瓶梅》时，仅仅沉湎于张君瑞的翻墙及西门庆的行乐，而不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及“有所刺”，那么，接受的反映必然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

临文主敬

心术要正指出了气失情偏带来的或娇或溺，并没有清晰点出以何为正的具体标准。在“文德”词条中，章学诚提出了“临文主敬”，弥补了这一逻辑上的缺陷。“临文主敬”之“文”，泛指“一切文字”。对为文的态度，因“立言”不朽的内在约束，使得多数传统文人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敬畏。贾岛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创作的甘苦昭示了传统文人“临文”的不苟。

临文为何要怀敬畏之心呢？在援引“迎而拒之，平心察之”（韩愈《答李翊书》）与“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了为文应有的姿态：“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心平”才能正，才能够“合度”，而“度”即规范标准。韩愈强调“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柳宗元认为《诗》《书》对其为文有着绵绵的滋养功能：“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由此而知，韩、柳二人以儒家经书为源，沉潜其中，含英咀华，抹去了自己的“矜气”“昏气”等，从而使自己的为文“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愈《进学解》）。因此，“临文主敬”之“敬”是指对自己所持守文化理论的捍卫，“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是对自己所持守文化理论的娴熟运用而又不逾矩。

论古必恕

魏、蜀、吴三国成为史家记录的对象时，是纪魏传蜀吴，还是纪蜀传魏吴，不同时代的史家有不同的写法。陈寿《三国志》与司马光《资治通鉴》“纪魏而传吴蜀”， 习凿齿《汉晋春秋》和朱熹《通鉴纲目》则“起而正之”。一段史事，记录时前后顺序有别，对其进行解读时读者也会对陈寿、司马光的做法提出异议：“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陈寿、司马光撰写三国历史，论地不论理，受到毛宗岗的批评，习凿齿、朱熹依据尊理疏地的历史评判原则，“起而正之”，因而深获认可。这种史识颇为新颖，关涉西晋、北宋的都城方位与东晋、南宋“偏居一隅”而又以正统自居的文化心态。毛宗岗所谓的理，指的就是撰史者要心存正统意识。

如何评述这种掺杂正统意识的历史现象？章学诚提出了饶有趣味的假设：“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人是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人，因此，对人行为的理解不仅要有一定的时空意识，更要有“诸贤易地则皆然”的换位思考。论文要知其世，这是传统一贯的看法，而论文要知“古人之身处”，则是其一大发明，其内蕴着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意识。知“古人之身处”，才会抱着“了解之同情”去理解其身处历史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是章学诚所谓的“论古必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如是，围绕三国历史写法引起的评议，才能摆脱“尊理疏地”的偏狭，使得“理”既具有正统的意涵，又涵括撰史者不得已而如此的“当代”情境。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古必恕”提出了对待历史的评述要赋予古人“了解之同情”；“心术要正”“临文主敬”指出了深耕儒家经典才能有所守有所弃。在韩愈、柳宗元看来，持守传统儒家的道统，才能避开世事复杂带来的纷扰，撰文立论时才会不为“矜气”“昏气”等所蔽。

创作与解读不是随心所欲的，“取道之原”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持守，而有不同的持守也就会有不同的“合度”。章学诚提出的“心术要正”“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的解读原则，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并非完美。在对“史德”“文德”的具体展开中，其站在儒家立场，指点“文史”，溯古求源，尽管学理满满，但也难掩崇古的好尚。回瞻章学诚提出的解读三原则，“心术要正”“临文主敬”关乎着操持的批判武器及与之相对应的立场。批判的武器偏了，立场自然会歪。“论古必恕”，意在“今人”论古时要回到现场，不作“今人”异地异时难为却苛求“古人”理当如此理当不如此的轻薄之论。就此而言，章学诚的解读原则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放之当下，对解读中出现的解构历史、虚无历史以及临文草率、心术不正等现象的评判，不无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