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去欧美化”是新中国史学早期转向的主要路径和基本原则之一，对此后的史学变化具有原生意义。这一转向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完成，既通过重建史学机制来完成史学主体力量的权力转换，又采取“大批判”加“大讨论”双管齐下的方式，清除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学术独立”意识。在当时的史学话语体系中，“去欧美化”和“反帝”“批判资产阶级史学”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一致性。贯穿其间的，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阶级斗争话语。史学“去欧美化”又被赋予世界意义，表现为追随苏联史学界与欧美史学界展开话语权的争夺。这次史学转向服务于社会主义理想，其性质因超出学术范畴而产生简单化、过度化等弊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的破坏效果极其明显，但破坏之后的建设也卓有成效，成功扭转了重考证轻理论、重微观轻宏观、重学术轻致用、重事实轻规律等学风，并将理论原则落脚到中国历史本身，从而把中国史学推进到新的阶段。

［关键词］新中国史学；“去欧美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本土化

【本文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作者为刘永祥、庄超。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政权更迭会带来社会面貌的整体性转移，政治、经济、文化等主要领域都会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它的发展历来与政治变动存在密切关系。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新征程。史学主导力量、史学理论范式、史学研究重心、史学外部机制等，皆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拉开了更新迭代的序幕。对于上述史学转换，学术界建构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民国与新中国等解释模式，但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解释维度，即：新中国史学的早期转向，从源头和本质上讲，存在着非常典型和清晰的“去欧美化”逻辑。本文拟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论述，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教。

一、体系性取代：新中国史学“去欧美化”的途径

新中国史学范式的建立，并非一种完全自动的学术过渡，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导完成，表现出强烈的组织性和规划性，这也成为此后新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尽管不能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简单称为“战时史学”的延续，但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由政治来引导当无疑问。破旧立新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政府负责在接收、改造旧有史学资源的基础上，重建史学机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负责对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史学观念展开批判，并以大讨论的形式普及唯物史观。破旧立新的目标，在于实现对民国史学的体系性取代，建立起符合新中国发展要求的史学体系。从源头上分析，民国史学虽继承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但整体上以欧美为学习对象，深受欧美史学体系的影响，不仅诸多史学家具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而且史学机制和研究范式也被打上深深的欧美印记。新中国建立后，在“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指导下，社会各个层面都进入了转身向北学苏联的新阶段，史学也不例外。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去欧美化”的过程。这是新中国史学建设的主体思路之一，另一大思路是“去封建化”。

新中国的史学机制重建，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的。1953年8月5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史学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重要机构，成员有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11人，基本囊括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人士。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在原来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为三个历史研究所；一是，创办一份反映新中国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这标志着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了权威的领导机构和引领史学前进方向的核心刊物。同步进行的，还有高校院校历史系重组，以及相关课程的调整。历史教学内容的调整，主要参考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经过改革，唯物史观在高等教育中的理论指导地位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家成为主要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史学期刊的负责人或主持者。重建史学机制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迅速完成史学主导力量的权力转换，将原有的史家限定在新的框架之内，为“去欧美化”扫清道路。另一方面，旨在从长远考虑，培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生力量，保证“去欧美化”的持续性。如果说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思想源头上存在复杂性，中生代史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带有被动性和夹生感，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构成则纯正得多，主要受到苏联史学影响。

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培养需要时间，史学机制的调整最初也浮于表面，要想真正实现“去欧美化”，就必须触及史学本身，从整体上改变史学的取向和风气。欧美史学并非单向度概念，不仅内涵十分复杂，而且其本身也处于变动之中。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史学碰撞融合后所呈现的形态，就更为复杂。所谓史学的“去欧美化”，并非要把一切来自欧美的史学内容去除，而是要重塑史学的主流价值导向。那就需要厘清，欧美史学的何种理念对中国影响最大，与新中国的政治要求格格不入？答案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学术独立意识。其核心在于政学分离，学术以“求真”为目的，而不是服务于政治。反映到史学观念上，具体表现为确立史学的超阶级属性以及对考据的推崇，即“为史学而史学”“为考据而考据”（1958年提出厚今薄古口号后，也有“为古代而古代”的提法），进而形成研究“微观问题”的史学取向和风气，鄙夷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

由欧美学术独立意识所主导的史学观念，与新中国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话语的史学观念之间，在当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新中国初期迅速确立主导地位，就必须对上述核心观念展开批判。纵观此一时期对旧史学的批判以及旧史家所做的自我反省，虽然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围绕“学术独立”这一内核向外延伸。不管是陈垣、顾颉刚等人的反思，还是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批判，几乎都聚焦在史学该不该为政治服务、史学该不该停留在史料整理和事实考证层面、史学要不要重视理论和规律等核心问题上，其实质是要推翻原来以学术独立为思想基础的旧的史学正统，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原点的新的史学正统。关于历史解释中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反而居于其次。翦伯赞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认为考证是历史学研究的正统、上乘，一切其他，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都是旁门左道。”这里的正统、上乘，实际就是主流的史学价值观念。要想短时间重塑主流史学价值观念，就必须在对旧史学观念展开“大批判”的同时，再以“大讨论”的方式加以正面引导。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全国性史学理论热潮的出现（以历史理论为主），即应作如是观。换言之，新中国史学的“去欧美化”，乃是采取“大批判”加“大讨论”双管齐下的方式。

经过批判、改造和讨论，新中国史学很快就完成了“去欧美化”的体系性转换。郭沫若称之为史学的“新纪元”：“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史学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的“计划式”，史学的理论体系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风气转变为重理论、重宏观、重致用，史学的研究重心也转变为厚今薄古，中国近代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其中，美国侵华史书写的兴起，以及世界史领域中的突破“欧美中心主义”，都是“去欧美化”的直接表现。

二、阶级斗争：新中国史学“去欧美化”的政治逻辑

史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从根本上说，是由所处时代决定的。“历史学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方面的反映或表现；换个角度说，正是时代的发展，推动着历史学的发展或进步，这是历史学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的基本规律。”时代一词的内涵指向很多，最核心的仍在于社会转型。如果社会没有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是不会催生出新的史学形态的。以这个标准判断，新中国史学曾在三个时间节点发生大的转变，分别是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在这三次史学大转变过程中，欧美史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参照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表现为“去欧美化”。这一史学转向，与新中国的社会转型相适应，或者说服务于社会转型。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是讨论的大前提。离开这个大前提，就很难真正把握新中国史学何以呈现与以往迥异的格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和学术的定位，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都会直接投射到史学上。事实上，这一时期整个学术领域内的大批判、大反思和大重建，皆由中共以政策形式主导完成。比如，当时学界所采取的批判代表人物这一斗争路径，正是依据中央所发布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而展开。后来对胡适批判的九个主要方向，同样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加以制定。

从史学研究的微观层面来说，美国侵华史书写高潮的出现，即为“去欧美化”的重要表征。而这一史学现象的形成，正是中共去除“崇美”思想的学术产物。这一中美关系史书写的新模式，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明确“扶蒋反共”后，中共随之将对外方针调整为“公开反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品格也迅速发挥作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同步出版，并由《人民日报》予以连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被定性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去除“崇美”思想也被纳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范畴。从历史上证明美国的侵略和反动本质，就成为一项政治任务。美国侵华史书写遂蔚成风气，彻底取代了民国时期的“中美外交史”概念。史学与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史学的发展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脱离政治，绝对意义上的学术独立并不存在。或者可以说，学术独立到什么程度，基本取决于时代环境。单纯立足学术本身去讨论史学发展的大格局，难免会产生隔膜。只有立足社会转型的整体视野，才能探骊得珠。新中国史学之所以发生“去欧美化”的学术转向，其直接的刺激源，是中共在世界两极格局下所采取的“一边倒”政策；其深层的动力源，则是中共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思想重塑。

由民国时期的“转身向西”全面过渡到“转身向北”，新中国必须在文化领域尽力去除欧美影响，引入苏联元素。1952年《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就把“崇拜英美”列在资产阶级思想的首位。史学领域中的去旧迎新，自然遵循同样的路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大都把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做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等作为主要方向之一。比如，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张维华在《清除我的封建、买办思想》一文中，就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框架和思路，对自己的成长以及学术思想等展开批判，甚至自称“变成为他们服务的洋奴”。这一检讨话语，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成为某种定式，说明新中国史学的转向遵循“去封建化”和“去欧美化”的基本路线。“去封建化”就是要和传统告别，“去欧美化”就是要和西方告别。而在当时的史学话语体系中，“去欧美化”又和“反帝”“批判资产阶级史学”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一致性。

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使用的“反帝”“资产阶级史学”等相关概念，显然不是来自原本的学术思想体系，而是尝试学习和模仿中共所建构的革命话语体系，尤其是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中共自二大开始就把“反帝”作为核心纲领之一，并围绕反帝话语将民族革命、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融为一体。贯穿其间的，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阶级斗争话语。这一话语体系对史学的介入，在历史理论层面表现为阶级分析法的广泛使用，在史学理论层面表现为史学性质的重塑。史学的阶级性被作为新的“常识”确立下来，以欧美自由主义为根基的超阶级意识，则受到全面批判。

将史学领域的学术论争变成阶级意义上的路线斗争，遂成为新的历史表述范式，如《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考古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等不胜枚举。郭沫若在论证“厚今薄古”时更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今天，还保持学术脱离政治的想法是错误的，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20世纪60年代开展中国史学史讨论时，主流意见之一同样是把史学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学派的斗争。由此再进一步，将史学性质与政党直接结合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如《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为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而斗争》等。这里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既指向国内具体的史家群体，又指向作为理论源头的欧美帝国主义。

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切重大变化，皆服务于这一政治理想。从这个视角观察史学领域的“去欧美化”，似能看得更清楚。其实不惟史学如此，所有学科都被纳入思想战线的斗争范畴。在反帝和世界革命话语体系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作为更具普遍和抽象意义的概念被使用。因此，中共在界定“资产阶级史学”概念时，同样立足世界视野。史学“去欧美化”遂超越国界，被赋予世界意义，具体表现为：追随苏联史学界与欧美史学界展开话语权的争夺。1953年，刘大年访苏回国后在《历史专科报告》中指出：“以往资产阶级学者写了许多世界史，但他们所讲的主要内容是欧美的历史，对俄国、苏联及东方各国讲得很少”，其目的在于“宣传‘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但“现在苏联史学家正在编写的世界史，是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希望能“把东方与西方发展的有机联系表现出来”。1956年4月，《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所列九大中心问题，就包括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并在下面列举了15个子问题。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批判帝国主义史学家对世界史的歪曲，尤其是对中国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歪曲。世界史领域所开展的批判旧有世界史体系、关于“世界史中心问题”的大讨论，以及《世界通史》的编纂等，都是秉持上述斗争思路的直接表现。同时期出版和发表的一系列“美国侵华史”著作、文章等，更是用词激烈，直斥为“丧尽天良”、“麻醉中国人民的鸦片”。苏联学者克留柯夫和费多托夫在评价卿汝楫《美国侵华史》时曾直言：“著者在这部书里有力地揭穿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中美关系性质的捏造。他的这部著作贯彻着激烈的论战性的精神。”

在这一时期史学家的思想改造文章中，“旧我”和“新我”是一组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从内涵上讲，新与旧的划分首先是政治（阶级）立场的转换，其次才传导至史学。新史学与旧史学、新中国史学与民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组概念，本质上都从属于无产阶级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有时在更广泛意义上称剥削阶级史学、反动阶级史学）这一核心范畴。如此，则“去欧美化”在新中国史学的早期转向中，更具原生意义。

三、立足本土：新中国史学“去欧美化”的落脚点

与政治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契合，新中国史学在大范围“去欧美化”的同时，也开启了大范围的“苏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我国的史学体系是以苏联史学为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对中国史学家的学术研究范式和学术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高举列宁主义旗帜，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历史科学工作者遵循斯大林指导的方向前进》等带有方向性的文章，亦随处可见。因此，有不少学者在总结新中国十七年史学时，认为由政治主导的史学转向属于典型的漂浮式短平快行为，带给中国史学的只有干扰，没有推进，并用“政治史学”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史学面貌，进而将其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对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转向，确实是在政治主导下完成，权力的新旧转换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带给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紧张感，学术论争政治化所带来的教条主义更对史学发展造成危害。以上诸项皆为事实，无需争辩。但这不是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的全部，更不能称之为主流，不能凭想象把政治主导贬义化，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宏观政治引导与具体政治干涉完全等同起来，而应以整体眼光，考察政治主导下的史学转向究竟有无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史学，尤其要透过纷纷扰扰的表象，发现决定新中国史学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一主题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有很多问题仍待进一步探讨。比如，关于政治氛围限制史家学术自由问题，就不能笼统地停留在想象阶段，而应用统计学方法加以量化，并将十七年划分为具体的时段加以探讨。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去欧美化”和“苏联化”这两条史学路径，并非新中国成立以后方才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形成以后，就沿着这两条路径发展（取径日本只是方法，不是目的），后来成为延安模式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征。新中国成立后，这两条路径借助政治力量迅速推向全国。因此，“去欧美化”的史学取向，并非仅受“一边倒”外交政策影响，而是植根于中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去欧美化”主要是一种方向性引导，绝不意味着把欧美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全部根除（实际也不可能根除），更不意味着对欧美史学完全关上大门。这一时期不少学者仍在关注欧美史学发展，创办了《外国历史资料》《外国史学动态》等刊物，出版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等著作。翦伯赞在讨论撰写《外国史学史》的座谈会上曾明确指出：“只写欧洲部分的史学史并不是什么西欧中心论，反对西欧中心论，也不等于少讲或不讲欧洲的东西。”白寿彝先生在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时，也指出应把外国史学视为重要的参照系，应充分吸取外国史学史的长处，而且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深受外国影响，不研究外国史学，就无法追根溯源。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下，这些意见实属难能可贵。作为另一条路径的“苏联化”，也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最典型的，就是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相关论述。

其次，从史学层面讲，“去欧美化”和“苏联化”的意义主要集中在理论和方法范畴，最终仍要落脚到中国历史本身。史学范式的变迁，至少从20世纪初梁启超等喊出“新史学”口号就已开始。在现代化标准所带来的“文野转换”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被判定为落后，尽管仍在传承，却不再居于主流，转而被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所取代。理论和方法的产生，都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上。因此，当新的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后，必然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困境。不管是民国时期的“欧美化”，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去欧美化”和“苏联化”，抑或改革开放以后的再度“欧美化”，都不能脱离“中国历史”这一研究主体而存在，最后都要落脚于本土。换言之，一切外来的理论和方法，都必然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确立以后，经过长期吸纳融合之后的中国史学，也会随之进入新的自我体系的建构（本土化），亦即新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建构中国特色史学三大体系的新取向。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和方法，才会沉淀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去欧美化”和“苏联化”，在政治力量的主导下，产生了很多短平快的研究或编纂成果。这些成果带有浓重的教条主义色彩，并不能代表当时真正的史学方向，也经不住大浪淘沙的时代检验。在政治的喧嚣之下，还隐藏着一条真正把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治史路径，正是这条路径决定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史学本土化，至少包含两大范畴：一是，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一是，理性看待中国的史学传统，发掘优秀的史学遗产。

再次，不能简单地把政治主导与特定时期内的政治干涉混为一谈，进而得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政治化、史家无自由、学术无价值等错误结论。就“去欧美化”这一导向而言，它并非只是发挥重塑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功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切实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步。最显著的，在于矫正了民国时期繁琐考据和脱离现实的两大学风。民国史学形成了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干流外加满天繁星的格局，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反对把史学停留在史料和考证层次，也都展开过激烈批评，但未能从整体上扭转学风。新中国史学的“去欧美化”由政治来主导，迅速在全国范围形成重理论、讲致用的学风，尽管出现了教条主义、以论代史等严重问题，但仍旧使中国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一方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没有困囿于理论教条，而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且不仅没有排斥史料和考证，反而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大量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史学理论成就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而不是另起炉灶。一方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史学致用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努力限制着史学致用的范畴，防止滑向史学为政策服务的偏狭化。范文澜、吕振羽等对抗战时期通史编纂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加以反思；尚钺等明确主张把史学争论限定于学术范畴，反对把史学研究阶级斗争化；翦伯赞、吴晗等有意识地掀起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试图纠正“左”的学风，等等皆是捍卫史学科学性的努力。一方面，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勇于将唯物史观和历史考证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因此，“去欧美化”要矫正的是将史学等同于考证并脱离现实的学术取向，并非倡导脱离史料、考证而空谈理论，也不是要将史学完全变成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对此，应辩证地看待。

结 语

“去欧美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文化领域的新取向，亦对史学的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民国时期重考证轻理论、重微观轻宏观、重学术轻致用、重事实轻规律等学风。这一重大转向是在政治主导下完成的，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想，本质在于去除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阶级斗争理念和话语的介入，使这次转向的性质超出了学术范畴，产生了简单化、过度化等弊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其破坏效果极其明显，但破坏之后的建设也卓有成效，成功完成了史学的新旧转换，将中国史学推进到新的阶段。这与梁启超当年高举“中国无史”大旗，破坏传统史学、建立新史学为政治服务，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和格局，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架构下加以观察，尤其不能忽视其与政治之间的紧密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