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主义”被视作德国史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概念和术语，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含义与演变过程。历史主义的发展历程十分复杂，与德国19、20世纪历史的起伏密切相连，与科学方法和实证主义紧密相连。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些概念上的彼此纠缠与“历史主义的危机”的出现不应被视作历史主义本身的问题，兰克史学传承的复杂性和德国史学专业建构的特殊性可以部分说明历史主义多义的困惑何以出现，以及实证主义与思想史批判方法在史学史中的必要性。

关键词：历史主义 兰克史学 德国史学史

“历史主义”被视作德国史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概念和术语，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含义与演变过程，拜塞尔的《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耶格尔和吕森合著的《历史主义史导论》的导论中分别规定或梳理了“历史主义”的概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都撰写对于“历史主义”概念辨析的专题文章，遗憾的是，均未见国内译介仅有少数关注历史主义史学理论的论文有少量介绍。此外，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获取一种最为直观的了解：否定性的方法。历史主义可以被视作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反动，以历时性为方法，强调个体性与民族性。

台湾学者黄进兴在《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一文中对历史主义做了全面而基本的介绍，在考察了其词源、意义变迁与最重要的，20世纪以来充满分歧的用法和意涵之后，给出了一个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的包容较广、观念较一致的界义：

相信历史知识为人类活动最重要的指标，借助历史人类可以评价、了解生活的一切。……一切事物的性质可以由其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掌握，任何事物的价值可由本身的历史来判断。

同时，黄进兴对于史学上的“历史主义”给出了两个使用场景：世界观与方法论。前者可以概括为“人是历史的产物”，后者强调历史研究需要“同情之了解”。

如果以历史的眼光考察“历史主义”概念的兴起，会发现它一开始面貌就不清晰，也不是像是学术谱系所总结的那样只与德国关系匪浅。尽管这个词语的使用可以被上溯到很早，甚至存在将之视为人类思想的一个常量的可能，但它真正得到广泛传播，被用来命名一种思想与学术谱系相当晚近。一战后，欧洲许多思想价值体系崩溃引发的“历史主义危机”是“历史主义”运用的关键时期，此时德国史家梅内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德国与兰克代表的德国史学再度确认自己独特价值的重要节点。伊格尔斯将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中对历史主义的阐述概括为“理解具有鲜活个性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将之强行纳入概念的束缚之中”，这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历史主义，甚至可以被泛化为历时性批判视角。

“历史主义危机”在其内部可以被概括为所有确切价值相对化，所有有关人的确切知识被解构消亡。其来源是在历史脉络中科学方法的过度使用与系统性解释与价值确定由于被教条式遵奉的“如实直书”客观原则束缚，从而严重缺失。在外部可以解释为学者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过程的所有认识的主观性”的再度认识与对崇信自然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批判与调整。除了像梅内克这样再定义历史主义，将之从一种错误的庸俗化与虚无化进程转变成一次重拾“个体性”、树立“独特价值”的伟大精神运动，还有在坚持理性价值基础做出的新尝试，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便是马克斯·韦伯。伊格尔斯在论述韦伯时，将之界定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因为他坚持非理性的价值世界与理性的认知世界的彻底断裂，强调完全非理性的终极价值领域和方法与逻辑的绝对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韦伯对此前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家对科学方法的崇拜做了修正。斯图尔特·休斯指出，韦伯对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最大贡献在于“将概念的准确性引入”对所谓价值世界的研究的尝试，这一尝试的代表性成果便是著名的“理想型”，进一步地，休斯将韦伯的努力概括为“将德国意味的历史和哲学与英法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严密的概念结合起来”这确实更接近当下学术活动所产出的常见的具有客观主义色彩的历史学研究。

但是承认历史、社会与文化现象的研究需要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但这依然是普遍的、客观的、科学的，这样得出的知识是超越新康德主义的二元知识世界的。韦伯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史学那种假定“意志自由等于行动非理性”的论断，而后者极有可能导向对社会思想及行为的集体化约束与规训，这与西方政治思想中对自由的不可避免地牵涉起来，并大有向现实政治层面延伸的可能性。

虽然同样标榜价值中立（秉笔直书），但是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应该且只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韦伯认为一门经验科学“无法告诉任何人他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他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在某种情况下）他想要做些什么”。其中前者类似于“祖宗之法”对现实社会的束缚；而后者带有一种启蒙式的理性色彩，赋予个体充分的思想与行为自由，这无疑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复归，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的祛魅”。

然而这一理性化的处理却带来了另一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兰克那种总体历史的终极意义被理性否定，基督教式的、上帝的历史死去了，这一影响远大于限定于学术范围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反宗教的求科学的社会思潮融合，从而导致历史主义服务的终极意义滑向了更加实然、具体的“利维坦”，这一点被伊格尔斯说做韦伯最危险的遗产。韦伯自身的政治原则依旧是坚持德意志国家与民族利益优先的，尽管属于支持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的民主派，他这些进步立场的诉求的终极目的也同样是达到国家的强盛，为此不惜区隔出“低等民族”并光明正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他在著名的《以政治为业》中区分“责任伦理”与“道德伦理”，认为政治之中不应一味追求道德，一切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在二战后站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立场上全面反思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的伊格尔斯眼里，乃至在今日的国际语境里，这种对国家权力的肯定，民族扩张的许可无疑是仍是一种危险的威权主义的立场，在后见之明的视野里，更是纳粹罪恶的思想温床根深蒂固的铁证。

在二战后，由于纳粹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德国独特价值被“反法西斯联盟”代表的普世价值彻底击败，历史主义面临另一场清算。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这一系统阐述并批判“德国历史主义”的概念的名著中，更多见到的是历史主义的德国特质与社会面相。因为伊格尔斯是二战中由德国移民至美国的犹太人，他对德国史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基于战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完全否定与使德国史学与思想重回普遍性的价值立场。在中文版序言中他直率地指出，他是出于对种族主义灾难的反思进而讨论德国历史思想中的非自由主义，他否定了德国史学研究坚定声称的客观与科学原则，结合政治语境，他认为从底层逻辑与体系建构上德国史学就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

《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由于历史职业化、学科化进程与政治密切相关且由于历史原因更加依附政府，历史学家不自觉在民族与国家框架内思考，“从反映其个性和身处其中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印迹的立场出发”，与特定阶级，如官僚制、普鲁士君主与容克贵族密切联系。因此对一部分概念、时间、规范拒绝加以历史性的批判，如梅内克就是“俾斯麦式的综合体”传统制度结构的坚定支持者。或者说，这种历史主义底层逻辑就是一种将现状历史化的后见之明，由于“存在即合理”，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逐渐合流，加之兰克开创的重视政治军事史，忽视社会文化的规范传统，德国的历史观成为一种单纯强调民族、国家、权力的工具。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著名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又译《历史主义贫困论》）是另一层面对历史主义的批判，由于学识与篇幅限制，在此不加展开。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德语中指“历史主义”的“historismus”与 “historizismus”两词概念不加区分使用，并进而创造了英语中与之对应的“historism“和”historicism”两词，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既有的历史主义解释传统，几乎将之等同于历史决定论，也因而创立了“历史主义”的另一个新意涵。

但是同样值得反思的是，早期史家中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将之发展成一种普遍主义的尝试并非只停留在德国的历史主义之中，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乃至大洋彼岸的“辉格主义”、 “进步主义”史学同样如此。

伴随着对所谓兰克式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的批判逐渐兴起，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一些历史学家争夺话语权，表达政治偏好的正当手段，被毫不掩饰地应用在历史写作的方方面面。这既是历史表达受制于时代的固有障碍，也可以视为对自身局限的明确认知以后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或许也算是一种进步。如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中就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绝对认同，但是这是否也值得警惕？无论如何，顺着时间长河打捞事实并加以评判总是要容易一些，但是历史学家缺乏对自己也是思想体系一部分这一点的反思总是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在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将前辈史家符号化模糊化。历史学家的外在性立场成了史学史梳理最大障碍。

“历史学家不想有人写历史学家的历史。他们很希望穷尽历史细节。但他们自己不愿被计入这无尽的历史细节之中。他们不愿进入历史的行列。他们就像是不想生病和死亡的医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理清何为兰克的史学，这位“科学史学之父”身上的光环太过刺目，加之国内对其本人著述的引介较少且不全面，因此在“兰克史学”与“兰克的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混沌的实相与虚相的交织。以我浅薄的学识以及不通德文语言障碍，显然不可能对其做出明确可靠的把握，因此我只能从梳理本人对兰克史学观念认识的层层误解开始，在打破旧有愚见之后，再试图随着前人的研究旧路，初步探究“历史主义”这个有着复杂面相、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概念。将兰克的史学简单理解为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后继者”傅斯年的名言“史学即是史料学”、或是依据汉译的“如实直书”认为排比史料就足矣，是一种武断荒谬但在一知半解者中颇为常见的现象。事实上，兰克的史学仍是建立在一种复杂的唯心的史观上的，马克思曾批评他“自己处理历史意义、精神的事，把物质、客观材料（考证编纂）的事交给学生”，他对史添策《普鲁士国家史》给出的材料收集充分但“未能呈现真相”的批评是这一态度的最佳体现。他认为史家须打破自己的局限，建立对历史发展脉络趋势的认识，将历史行为者的理念内化为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意识水平提升到行为者的高度，这样才能做到“如实直书”，同时也是增进对“上帝的意志”的认识的需要。因为基督教，或者说是一种抽象化的“神意史观”，正是兰克个人世界观与历史观的核心。

兰克的史观基础当是他在著名的《历史政治杂志》中发表的政论中体现的“个体性原则”，这是一种上承自赫尔德、洪堡的与启蒙思想相悖的世界观、价值观。兰克是首位将之应用于政治史领域的史学家，并由此开创了一种政治史写作范式。“个体性原则”集中体现为不相信普世的人性及自然规律，相信每个个体（个人、组织、事件、乃至国家民族）都有其在独特进程中发展而来的特质，彼此之间并无高下之分，由此此前欧洲历史上由教会或是理性所统治的一元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挑战。借助“个体性原则”，兰克对自由主义乃至挑战王朝权威的共和思想发起了拒斥，联系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战争与普鲁士的历史，将共和与民主视作对德意志传统的“异质入侵”，被从普世价值降格为“法兰西民族的特质”，这一创新对后世确是影响深远。但是兰克同时又具有一种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他承认英国、法国的制度在各自的国家可以良好地运作，也对德意志境内诸多王国的均势表示支持。他甚至提出“皇帝”之名来自罗马拉丁世界，是“异质文明”的体现。因此在他看来，这种在“弱势皇帝”之下运转的小邦国体系才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他与后来成为一代德国知识分子偶像的俾斯麦所倡导的征服与统一存在极大的矛盾，这也正是他晚年对德意志第二德国建立反应不温不火的缘故。

《历史政治杂志》（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

兰克的历史观是一种在多重历史趋势的相互斗争中运转的批判性体系，他反对黑格尔的单一要素进步史观，当然主要是反对其在欧洲基督教文明世界（主要是其早年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所述六大“族群”所包含范围）的使用。虽然兰克使黑格尔史学中充当理念历史填充物的史实地位上升，成为历史意志所驻的富矿，但两家史观在本质上都是理念先行的，兰克在讨论欧洲之外时，又会不自觉回到“进步——停滞”二元论中去，他对档案材料的钟爱与对中国历史全然忽视乍看是一悖论，细究却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重复。他甚至以单数的“文化”取代启蒙时期文化史那种复数的“文化”史，并以上帝统合各种“个体性”，以此实现他心中对世界终极认识的渴求。如果忽视其中欧洲中心论的前提，兰克的理想能否导致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文世界？这恐怕不会得到解答了，因为这种人文的宏大情怀并没有被他的学生们以及后来的德国知识分子继承，在战争机器开动带来集权统一国家，也催生了民族主义的狂喜，这时兰克的政治史范式中忠于“祖国”，将现状历史化的部分得到发扬，而其人文精神、批判性思想体系则与宗教一起被时代遗忘了。

兰克的史学研究分为两步，其一是客观主义的，运用史料批判的方法在一手史料中寻找客观真实；其二是历史主义的，以“直觉”和“历史的意志”构建系统性的史学叙述，对“客观事实”加以分析解释处理。在史学史的谱系上，兰克同时被视作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是这两大史学概念为何在他身上实现统一，而在其身后便分道扬镳，乃至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甚至将成一体系的兰克自己的史学完全掩盖？兰克的崇高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主要在于作为一个家族式的学派代代延续并向德国以外的空间拓展，这一学派的形成又主要得益于他独创的“研讨班”（seminar）培养了众多以学术为业的学生，以及兰克个人与普鲁士政府、巴伐利亚王室的良好关系得来的学术支持。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兰克将“形而下”的工作交给学生，自己负责“形而上”，所以他具有宗教色彩的历史主义的观念并没有传授给他的学生们。这就导致客观主义研究方法成了一种空心的科学性的工具，可以同多种观念结合，因而它逐渐跨出了兰克自己出于历史观设下的政治军事史的界限，与社会文化史产生联系，构成了诸如兰普勒希特、布克哈特等人的研究。虽然在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史》中，后者被独立归于实证主义史学，但是考虑到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高度相似，本质上都是一种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事实”的史学方法，其他的差异或许主要是来源国别和思想谱系的差异所致。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将实证主义视作需要批判斗争的错误概念，他的所谓“科学历史学”从赫尔德开始叙述，与历史主义、浪漫主义的谱系极为相似，但又将实证主义加入其中，认为史学发展在于历史学家实现了对实证主义——“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哲学”——的服膺与超越。在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柯林武德被视为历史主义扩散到英国时的代表，他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然被批判具有相对主义的潜在风险，但确实说明了历史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以哲学为本，与哲学有着扯不断的联系的客观现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在兰克之后的分立可以视作“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这一终极讨论的一种表现，史学的学科独立离不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启蒙思想及其反动的双重作用。但是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压倒了复杂解释的历史主义，而将后者简化为国家、民族、权力的表达，因此当两次世界大战打碎旧的国家价值，社会科学脱离自然科学开始建立时，史学就面临着可能臣属于社会科学，成为纯粹的史料批判工具的危机。法国的年鉴学派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吸收社会学的诸多方法，实现了史学的范式和学术中心的转移，史学发展走向了下一个阶段。

后记：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缘起是我在上一学期在一篇关于卡尔·波兰尼的读书报告中和老师就“历史主义”一词的使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只是看到了黄进兴就历史主义概念做出的定义，认为这可以阐释所有“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到历史主义或许有着更加复杂的概念意涵后，重要的问题也变成了这种观念该如何应用于指导我们当下的历史学实践。因此我选择了被视作历史主义史学集大成者，同时又作为落后的对立面对20世纪新兴的年鉴学派等当下历史研究主要依归的思想方法起到促进作用的兰克史学。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我陷入了一个过于广大复杂、牵涉众多思想理论与史家著作的漩涡中，由于译介材料有限以及学识过于浅薄，我只能以此不甚理想，或许也不够符合学术规范的方式将我的学习成果呈现于此。

复旦西方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