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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因在“文革”期间，曾有27家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他们创造了沙洋历史上独特的“五七”干校文化现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山来。

沙洋当时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解放军办干校，而这些农场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先遣小组就陆续来到沙洋，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而来，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这里。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都按团、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学员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且由于许多学员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

学员们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最初大部分学员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学员们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学员还将小麦认作韭菜。为了使学员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当谈起那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的行为举止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是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学员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有的学员年龄大，收割时腰弯不下，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学员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学员们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学员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需要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革命现代样板戏，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批斗，“革命生产两不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学员们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农场子弟学校、蒋台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等中小学读书，有的还自己办起了学校，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到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进了沙洋农场化纤厂和农场机床厂，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几年后，招进沙洋农场化纤厂和农场机床厂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仍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1972年底，随着中央统战部的撤离，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全部解散，而湖北省“五七”干校到1978年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

据统计，“文革”期间，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单位共有27家，其中属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的有：人大、政协、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三部)、空军后勤部等。属湖北省的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厅、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下放的干部及家属二万余人，其中，有许多知名人物，如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副检察长江文，最高法院院长何南街，公安部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中国建设银行常务副行长周汉容，副行长赵元章、赵玉卓、耿耕山，农林部部长沙风，外交部副部长杨文吕，驻英国人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湖北省副省长李富武以及“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纠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等。下面是部分知名人士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简短经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冰心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了其内含1970年，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分别到“五七”干校劳动，冰心随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吴文藻则随中央民族学院到沙洋“五七”干校，他们在干校从事的劳动是种麦子、点豆子、看青、摘棉花等。1971年5月，因吴文藻身体不好，组织上把冰心转到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来照顾他。冰心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象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到在棉田里摘花，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刚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冰心在沙洋“五七”干校只呆了不到两个月，就与吴文藻一起回到了北京。

“偷得浮生半日闲”，费孝通身处逆境仍胸襟豁达1969年10月，被免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费孝通作为“问题人物”下放到位于潜江县王场区的沙洋“五七”干校的一个分校劳动锻炼。在这里的两、三年，他什么活都干过：大田劳动，种棉花，从播种、间苗、打药到摘花、打岔、收棉花、拔棉秆，指向哪里，打到哪里。基建劳动，洗石灰，费孝通和其他5个人，居然将180吨的石灰洗成了石灰膏，可谓成绩“卓著”。厨房劳动，做炊事员，他学会了生火、做饭、压面条、洗菜、切菜、炒菜，并认真地将饭菜一人一勺分配给大家。

为了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寻找人生乐趣，费孝通别出心裁，在劳动之余，或在雨大不能下田、出工时，拿起长长细细的竹针，编结起毛衣来。他还真的打成了肥肥大大的毛衣。

在干校期间，每两个星期有一个星期日休息，叫做大礼拜，可以用来洗洗衣服、写写家信；也可以到附近江汉油田石油勘探钻井队所在地去洗个澡；还可以放松一下，骑上从北京带到干校的自行车去离“五七”干校约20华里的一个叫三家村的面馆里吃一碗面，在那里可以随便谈谈讲讲。费孝通不忘本色，常会在一碗面条下肚后，就着花生米，说一些事，哈哈一笑，“偷得浮生半日闲”。最令人难忘的是1971年11月2日，军宣队领导通知费孝通等人到礼堂去参加大会，那是令人震惊无比的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报告会。听完报告会后，费孝通心里很畅快，第二天是大礼拜，他又约几位老朋友到王家场一家面馆去吃面、聊天、分析形势。那天，他透过近视眼镜微笑着读了许多高论，最后说：“我，快要回北京了!”果然，很快他便与冰心、吴文藻一起回到了北京。

一群来自“北外”的学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与天斗，与地斗的足迹1970年4月，北京外国语学院迁至沙洋办“五七干校”，并在这里招收学员。面临毕业分配的查培新和许多经受了“文革”洗礼的“北外”学生，按照周恩来暂不分配，先去“五七”干校、部队农场锻炼的指示，来到了位于钟祥市旧口镇的北外沙洋“五七”干校，劳筋练骨，打造红心。他们和大多数学员一样，怀抱“改天换地”的壮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挥洒着青春的汗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里盖起了十几栋简易的教室和住房，娇嫩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赤热的阳光使白面书生黑里透红。

当他们正准备在沙洋扎根的时候，机遇开始垂青这批敢与天地斗的年轻人。70年代初，随着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在坚冰下缓缓解冻。中国人迎来了全盛的外交新时代，并急需大批外语人才，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储备于沙洋的这个“外语人才库”。

杨文吕、查培新、张直鉴、张义山等人相继奉调回京。他们在北外进修了一年后，有的就留在了外交部，有的出国工作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个外交人才。

……

转眼20多年过去了，“五七”干校在沙洋已成历史，但沙洋历史上的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沙洋任何时期、任何人都无法创造的。干校的房屋、田地，干校的一草一木都成了历史的遗迹，沙洋也由一个小镇发展成了拥有60万人的滨江园林县。但昔日二万多干部在沙洋度过的三年岁月，使他们与沙洋这块土地，与朴实、善良的沙洋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仍有不少昔日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来到这里，追忆逝去的岁月。(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陈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