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实斋）之学，晦于当时而声光赫震于后世。自晚清以来，被尊为史学大师，北大历史系招生甚至规定考生必须读他的《文史通义》。故研究其人与其书，考证篇章、发挥大义者，不知凡几。

然“知难”之叹，在实斋生前即已有之；现在世人之所以推尊实斋者，也未必便真能知其用心。

一、史料学大师？

实斋之被推重，一是看重了他对史料的强调。

章氏“六经皆史”、“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的说法，到了梁启超、胡适之手上，被解释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章实斋年谱》嘉庆三年条）。张其昀则认为章氏之史学重在“典籍之搜罗”，“言征集史料之方法，章君所发明，远较刘君（知几）为详。……言搜罗史料之广，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也”。此虽较梁胡所论为宽，并不仅以史料为史学。但仍是把章氏之学看成是提倡史料搜集、排比考证以获得所谓历史之真相的典型。

这个印象，显然是符合胡适所说“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见其《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及傅斯年所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的科学治学方法之所需，故被拿来当了号召，距实斋学术之真相，当然也最远。故姚名达在《章实斋之史学》一文中即明确指出：

史虽不离乎史料，而史料终不可以尸史学之名。而胡适先生着《实斋年谱》，释实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则于史学史料之分际，尚未能深察。（《国学月报》，二卷一至二号，民国十六年）

史料不是史学。当然。但在民国初年那种狂热的材料崇拜风气下，会以史料这个角度来推崇实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姚先生责怪胡适于史料与史学之分际未能深察，其实胡适等人正是想以史料为史学的。

二、史学大师？

以史料为史学，是极狭隘极荒谬的态度，姚名达所驳甚是。然而，他虽不仅就史料搜集与考证这个角度来看实斋，但以实斋为史学，以《文史通义》为我国“史学评论第二部名著”、为“文化史学”而推崇之，是否便能掌握到实斋之学的真精神？

自北大历史系招生规定考生须读《文史通义》以来，该书正是以这种“史学要籍”的身份，为世所重。咸称实斋“为我国集大成的史学家”，视《文史通义》为“专门讨论史法史义以及一切史学问题的著作”。（见吴天任《章实斋的史学》）

但是，实斋固然曾讨论过史学，固然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书》中说：“乙部之学，近日所见，似觉更有进步，殆于杜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者。”然而，就像这封信其实乃是讨论文学一样，其用心史学，至少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要写好古文，故以深于史学为作古文之要件。嘉庆元年三月与汪辉祖书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词。而古文词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即是此意。

而且，他固然在史部自矜晚节入细，对于文学一道，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文史通义》之外，本有《文学》一书，编于乾隆四十七年，今虽不传，然其重文之意可见。彼《与邵二云论文书》曰：“于（文章）体裁、法度、义例，殆于杜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

他于文学，用心显然不在史学之下。《文史通义》中，如《文德》、《文理》、《古文十弊》等皆极有关系之文字，与《史德》诸篇正相颉颃。

三、文史学

可惜世之论实斋者，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言论，往往视而不见，忘记了他的书名是《文史通义》，乃通论文史之书，本非专论史学，当时实斋且以“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许其可与论文”（《又与朱少白》）自喜，今若徒以史学求之，但得其半而已。

何况实斋之书又不是论文与论史各半。其所谓文史通义，自有其合言文史之旨，如《文史通义·自序》云：“余仅能议文史耳。……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此可见实斋是论文史的。嘉庆二年《与朱少白书》说：“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山，便如天造地设，不可动摇”，可知其于此道之自负。又《上钱辛楣宫詹事书》云：“学诚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云：“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皆以文史校雠之学自命。

这“文史”二字，不是指“文学和史学”。它有特殊的涵义，是实斋用来标识其学术宗旨的特殊名词，所以邵晋涵说：

“文史”字，见东方朔及司马迁传，唐宋以还，乃以论文诸家，目为文史。章君自谓引义征例出于《春秋》，而又兼礼家之辨名正物，斯为《文史通义》之宗旨尔。（《跋〈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可见实斋所欲建立者，并非史学，而是一种文史学。这种文史学之所以成立，则依赖其校雠学的方法，故又名为“文史校雠之学”。他在《文史通义》之外，着有《校雠通义》与之并行，原因亦即在此。

四、校雠学

按：实斋之所谓校雠，与现今一般论校雠学者极为不同。通常皆以校雠为版本校勘，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籍之异同，考正其讹误，某本多一字、某本少一字、某处误夺、某处有缺衍，龂龂不已。实斋所谓校雠则不然，乃是“兼礼家辨名正物”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举，自以为能绍刘向、刘歆父子及郑樵之绪遗。

彼《与严冬友侍读书》自称：“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说得极为明白。其子华绂《文史通义跋》也说：“《文史通义》一书，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

这些话，都清楚地显示了《文史通义》即是运用校雠之学所得到的结果，其宗旨即在辨名正物，说明学术之源流。

其师朱筠《笥河集》卷五《怀京华及门诸子诗》第四首“章实斋副贡”有云：“欲杀吾怜总未休，甚都犹为百绸缪。冯生文史偏多恨，刘氏心裁竟莫收。燕市游来稀酒客，闽行将绝忆书楼，凭君检拂残鱼蠹，有意名山著作否？”可见在《文史通义》未出之前，朱氏已经知道他这位高足有此文史校雠之学了。实斋之书，可谓不负师门期许。

因此，以史学要籍视《文史通义》及以史家目实斋者，于此皆不能梦见。称述虽多，徒然误会其宗旨，冤杀实斋而已。更有趣的，是这些先生们往往把《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书，不是说“其史学思想，则多表现于《文史通义》一书。至其《校雠通义》，就论甄别书籍、部次条别之道，亦即鉴别史料之法也”，就是说“《文史通义》为文化史学，《校雠通义》是学术史概论”。更甚者，则如吴天任《章实斋的史学》一书，根本不论其《校雠通义》，宣称“暂不列入本书范围”。这样论实斋，岂能得其根柢？

五、学术思想史

另一种研究章实斋的路数，是不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明实斋对史学的贡献，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把实斋之学放人当时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去看。称道他能箴砭当时崇尚经学考证的学术风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最早是胡适编《实斋年谱》时，使用了新的体例，把实斋批评戴震汪中袁枚等人的话摘出抄录，认为如此，“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自序》）。

但胡适对于实斋攻击戴汪诸人之言辞，不甚欣赏。因为胡氏本人是拥护戴震等人的，故往往谓实斋“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

后来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国学概论》则把章戴冲突的个人性格因素淡化，认为章氏之所以抨击戴震，是反对一种以戴震为代表的学风，亦即反对当时“经学即理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说法。故由章戴之异同，实斋溯而论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再溯而论朱陆之异同，提倡史学经世，谓六经皆史，排比类纂及烦琐的考证工夫，都不被承认是“著作”与“学问”。

事实上，实斋当时，已有人指他是提倡史学以对抗经学。实斋反对此说，嘉庆元年《上朱中堂世叔书》云：“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辩也。……小子不避狂简……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

但民国初年有一派学人，因不满于乾嘉朴学之后裔及复兴者所标榜的学风，而颇以实斋之勿同于乾嘉为借鉴，如张尔田撰《刘刻章氏遗书序》，即云实斋与汉学家相对照，有五种不同，故其书不能大显于时。

钱穆的说法，则是进一步从章戴之不同处，逆窥实斋学术的内容，说明其提出浙东学派并写《朱陆篇》的缘故。此固为思想史之研究，但也是由于钱穆对宋明理学较有好感，故能借实斋之反戴，反省到戴震所代表之学风可能存在着根本的问题。钱氏之后，余英时推阐其说，最具功力。侯外庐《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一类文章，基本上也沿续了这个思路。

六、史学经世

这个思路，当然能够说明实斋提出某些说法的原因。但是，对学说之所以出现有了说明，不等于就说明了学说的内容。

而且，实斋所反对的，除了戴震之外，尚有袁枚、汪中等，嘉庆二年，《与朱少白书》论及他与洪亮吉的争辩，更是明言：“弟辨地理统部之事，为古文辞起见，不尽为辨书也。”可见批判戴震所代表之学风，能否作为他学说中的核心观点，恐怕大可商榷。他言校雠、论文章，亦非“与戴震对抗”或“以六经皆史，反对经学即理学”诸说所能涵括。

此外，把章戴对立起来看，更是容易误会实斋所谓史学经世的意义。

“史学经世”这句话，很容易令人想到致用、实用、切合当世情俗等涵义。所以钱穆便认为戴震之学是“即圣人六经而求”，“主稽古”；“实斋则称事变、称时会、称创制”，“主通今”。

这种对比是错误的，实斋所谓经世云者，绝非此义。他在《原道中》讲得非常清楚：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着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

乃是主张述而不作，据经稽古，以表章先王之道；其非通今致用、创制应时，语意甚为明显。故其云经世，乃述先王之道以训当世与后世之意。其学术型态自然也就是稽古敏求，即圣人六经而求之。

在这方面，章戴并没什么差别。他们的不同处，非一稽古一通今，而是在于实斋反对其稽古之法（如“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主张）、也反对只讲名物训诂而不探求义理的作风。从反戴震与考证学风这个角度来探论实斋之学者，在这些地方，多乏分疏，其不能知实斋也固宜！

七、洗冤录

因此，总括近百年的章实斋研究史，实斋所获者，可谓誉非其实。胡适在《章实斋年谱》出版时，曾经乐观且自豪地说：“十一年春，本书初版，国人始知章先生。”现在看来，殊不谓然：

1922年胡适《章实斋年谱》出版，到现在2021年底，国人始知章先生已被误解了一百年。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