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0日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100周年诞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月8日隆重举办了“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来自山东大学、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历史所诸同仁、杨向奎先生的学生和家人等40余人，出席了本次纪念会。

会议由历史所党委书记刘荣军主持。杨珍副所长首先代表历史所发言，她回忆了向老大家都亲切地称杨向奎先生为“向老”在历史所的工作情况和学术贡献，指出向老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求实精神，是历史所宝贵的精神财富。随后，与会专家学者代表相继发言，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追思了向老的为人为学等宝贵品质。

深厚的学术功底。向老深厚的学术功底体现在治学之广。杨珍指出，向老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从事史学研究外，还研究经学、哲学、文字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撰写了《西汉经学与政治》、《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道德哲学》、《自然哲学》、《清儒学案新编》、《释“不玄冥”》、《墨经数理研究》、《未来的理论物理学：量子与熵》、《熵与引力》等诸多学术著作。陈高华认为，向老研究思想史、社会史、古文字、《红楼梦》，晚年还研究自然科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晚年的变化，确实令人佩服，这体现出向老经史兼治的治学视野。向老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两者都要以哲学研究为基础。因此，向老在《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书中，将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时空讲自然科学，讲自然秩序，人类的规范行为，以及自然秩序和人类规范行为之谐和一致等问题”。由此可见，向老不惟治学之“广”，更能在此基础上以求其“通”，所以能够形成文理兼治、兼通的治学特色。这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向老深厚的学术功底还体现在其严谨的治学方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原副主编李尚英做了如下揭示：一是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向老指出，无论是学习与研究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二是应具有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这是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向老告诫年轻学者，一般人的智力水平都是中等的，只有靠“用功或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千万不要给后悔留有余地”。三是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要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主要体现在向老对墨家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方面，指出墨子在时空理论、数学等领域的成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友爱、勤奋的人格魅力。向老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其为人也很为学人所尊敬。王戎笙回忆说：向老不计个人名利，生活也比较简单、简朴，对年轻人总是予以悉心指导和鼓励。向老的友爱精神，体现在能团结各方面的学人，即使学术上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能团结。李尚英先生回忆了出版《杨向奎学述》一书时，向老坚持不要稿费的情形。当李先生把稿费拿给向老时，向老说：“从顾先生顾颉刚开始，老师没有和学生争稿费的。”后来在向老夫人劝说下，李先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陈高华和向老是多年的邻居，最佩服向老的是他的勤奋。向老的作息很有规律，一直坚持早睡早起，每晚七八点钟休息，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开始读书或撰写，所以到别人上班的时候，他已工作四五个小时了。向老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多而卓著的成就，与他常年累月保持这样一种高效率、高强度的工作习惯密切相关，这是一般人难以坚持做到的。据向老儿子杨大英先生回忆，向老在60岁生日时，曾对子女们说：“我这一生没有后悔，因为我没有浪费过一分钟时间。”而向老书房中悬挂的“读书最乐”条幅，更体现出其治学的心境。向老还对子女们强调了一个人一生要做好的三件事，即：一是要有好的身体；二是努力学习；三是交好朋友，共患难。这些无不体现出向老一生勤奋为学、坦诚待人的人格魅力。

对历史学科的贡献。向老一生既以读书为乐、孜孜于学，同时也对学术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正是其为人为学的体现。向老对历史学科的贡献体现在：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林甘泉认为，在写20世纪史学史的时候，应该把向老和他们这一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建国后，向老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很刻苦、很热切。向老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实证研究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证研究的成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指出，向老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正是在向老的引领下，带动了一些老先生转变学术思想，使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阵地之一。李尚英也强调，向老主张学术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向老还教导学生，要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就要研究哲学中的宇宙、时空等问题，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取得杰出的科学成就。此外，向老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了历史研究要以文化人类学资料、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并利用这种研究方法，论述了我国古代彝族地区阶级分化、婚姻上的“转房制度”等重要问题。

二是对孔府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山东曲阜孔府是孔子世代居住的府第，保存了许多珍贵文书、档案，史学价值十分珍贵。王育济指出，向老是最早提倡对孔府档案进行整理的专家。向老曾于1961年、1963年两度亲赴曲阜调查、主持孔府档案的整理工作，规划了选录原则，与许多学者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共计整理出四千余件近六百万字的孔府档案。向老还从孔府档案中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这些史料成为他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证中国史事的重要依据。开展对孔府档案的整理对学术界意义重大，因为这些档案可以揭示封建贵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宗法统治特点，为进一步了解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和封建生产方式提供了重要史料，进而为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特点及其发展迟滞的原因提供了典型依据。三是倡办《文史哲》刊物。向老曾参与创办的《文史哲》是我国高校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其宗旨是刊登新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文字，通过写作实践来提高学者理论水平，借以推进文史哲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而其目标则在于：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在向老看来，办刊物如同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因为“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和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此可见向老创办《文史哲》良苦用心与旨趣之所在。《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在以“杨向奎先生与《文史哲》杂志的创办”为题的发言中指出，向老主张创办学术期刊，源于其对学术期刊赋予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深邃认识。向老以此作为发展普及文化的重要阵地，认为学术刊物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学术水平的高低。

积极推进历史所的发展、清史学科建设。自1956年调入历史所任研究员，向老还担任过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隋唐至明清史研究组组长、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等职。向老曾是历史研究所建所时期的学术秘书。当时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不是院长、学部委员当家，而是学术秘书当家。那个时候历史一所和二所，党的组织是一个，行政办公室是一个，但是在业务上还是分开的，一所的学术秘书就是向老。在学术组织、科研组织工作方面，向老付出了很大精力，为历史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林甘泉还回忆了向老带领历史所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事例。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牵头在全国开展民族调查，向老作为学术秘书，很能看到一些学术发展的苗头、制高点、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所以他马上决定参加这项工作，亲自带队，主要调查了四川的彝族和海南岛的黎族。这项工作，对民族史的研究，包括历史学的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向老还对清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杨珍指出，向老制定的“分兵把口”学科建设方针，不仅奠定了历史所清史研究发展的格局，而且成为清史室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至今仍为清史室同仁所秉承。1979年向老带领同仁在清史学界率先创办清史研究刊物——《清史论丛》，更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和阵地。《清史论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是对清代历史的某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哪怕这种研究成果还不够成熟，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向老就主张尽量在《清史论丛》上予以发表。向老认为，论文题目无论大小，篇幅无论长短，“文章只要通顺、准确，不掺水，不要拘泥字数”。向老以此提携后学，为培养清史研究人员，为清史研究室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清史学界研究重镇，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念会不仅追思了向老为人为学方面的品格和精神，而且也激发了与会学者攀登科研高峰的决心和信心。诚如杨珍所说：“向老身上，体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为史学研究做出很大贡献，同时也是一位待人宽厚、和蔼可亲、淡泊名利、顾全大局的师长，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这也是至今人们仍然深深怀念他、思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向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但我们觉得，向老并没离去，他和历史所其他故去的老前辈一样，仍然活在我们心里，和我们一起，将历史研究推向前进，创造历史所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