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合集》，陈寅恪著，译林出版社

这套书的体量大，出版的工作量更巨，我们极其认真地对待这套书，绝不是拿识别软件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就开印了。事实上我们对待这套书已经到了如履薄冰的程度，因为预想到这套合集会引发争议。

上书房：引发争议是因为陈先生生前留有“不出简体本”的遗愿，这已成知识界的固有印象。哪位能捋一下，这个说法到底从何而来？

武黎嵩（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寅恪合集》审读人之一）：这一印象可能主要来自吴宓之女吴学昭的作品《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三联书店2014年）。书中有一段关于陈先生忧心文字改革的文字：

“据美延（陈寅恪幼女）回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即对于中国文字将改为拼音而以简体字过渡，持不同意见……寅恪伯父曾托章士钊带话给毛公。章老后来告知，大局已定，不容再议。寅恪伯父反对改汉字为简体，毕生未写简体字，且留有遗言，他的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的书信中，陈先生也特别提道：“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

此外，陈先生长女陈流求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曾表示：“父亲生前说过，他的一切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文史，确定出版物都要繁体竖排。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解释的意义不完全一样，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不懂需要查阅《康熙字典》。一直以来父亲看的书、学习的知识都是用繁体字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

此前出版的陈先生作品确实都遵循了此意，甚至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还出现了陈寅恪诗为繁体而吴宓诗为简体的情况。

上书房：既然陈先生有此遗愿，译林出版社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出版简体横排版？

王珏（《陈寅恪合集》责任编辑）：我们出简体横排版，首先在法律层面并无不当之处。自2019年10月7日起，陈寅恪先生去世满五十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和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此后进入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也就是常说的公共版权，任何出版社和个人在不侵犯其修改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三种权能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使用。

其次，我们想为广大青年文史爱好者、院校师生提供一个便利、明晰的版本，方便更多读者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而不是局限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刻板印象。此前，中国大陆出版过两版陈寅恪著作集，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和200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两版文集皆采用繁体竖排。其他有些书在收入陈先生文章时，放在最后，单独以繁体直排（如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巩本栋《中国现代学术演进》等）；更有甚者，引用其诗文片段，亦特别用繁体字（如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此皆出于对先生意愿的尊重，但客观上造成了阅读的不便。

我们的合集出版后，确实有不同的评价。支持者认为，简体本阅读便利，有助于推动学术普及和陈先生的思想传播，是好事。简体横排版并非要替代繁体竖排版，而是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为渴望阅读陈先生作品，却不习惯古典排版的读者创造更有利的阅读条件。对于专业的读者，仍然可以阅读或参考对照繁体本。

江奇勇：上古版《陈寅恪文集》刚出版时，我便买了一套，但因内容深奥难懂，随即束之高阁。1995年，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一纸风行，我又去重读上古版《陈寅恪文集》，依然觉得佶屈聱牙，太费劲。不仅是繁体字，也不仅是竖排版，还有标点，确切地说，是书名号难住了我。书名、篇名、卷次文字均与引文、正文混搭在一起，你必须花功夫区分开，然后才能顺畅阅读。

此次出版简体版，遇到的最大难点还不是繁简转换，而是书名号的正确添加。陈著中大量的书证和典籍名称，多层次分级书名、篇名、诗名及卷次，很多都几乎无法查对；尤其是《柳如是别传》，涉及典籍繁多，分级标题最难断。

比如《柳如是别传》中有这么一串书名、篇名———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一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首之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这句话中，除了“裁红点翠愁人心”在阅读时无障碍，其他文字读起来十分费力。加上书名号后就清晰多了———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一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首》之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

即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在编辑过程中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添加书名号的方式，编校团队相互比对后，选取了最精简扼要者。

围绕着陈寅恪先生，出版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销售最好的不是陈著本身，而是陈寅恪弟子万绳楠教授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及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公众对陈先生其人其说的认识都是经由二手材料获得的，而不是阅读陈著获取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繁体竖排《陈寅恪集》不太友好的阅读体验不无关系。

「追求：内容上的纯正」

上书房：反对意见集中于两点。第一点，认为繁体字改简体字会出现表达上的偏差，损害陈著的学术性。其中存在最多的问题是“一对多”简体字即“非对称性繁简字”的问题。简体字回复到繁体字系统后，不是“一对一”的简单对应，而是一个简体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繁体字，其中有同音代替字、音近代替字和同形字。为此，有些人激烈地表示绝不会看简体陈著，也有学者温和地表达了“学术研究肯定以繁体为好”的态度。你们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王珏：这个版本我们不是为学术研究准备的，而是为普通读者准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低了标准。我们延请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著原貌的前提下，对于繁体字、异体字，除陈氏征引文献中部分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以及转为简体字后意义发生改变的之外，均改用通行正字。我们的原则是不要改变原著的面貌，在这个前提下将繁体字和异体字转为通行正字。如果繁体字转为简体字以后，意义发生变化，或者没有对应的意义，甚至没有对应的简体字的话，我们就保留繁体字；如果一个繁体字对应多个简体字，我们会逐一查阅，采用语境中意义最相合的通行正字。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此外，我们还梳理了陈著繁复的体例，更正底本中的舛误，依据2011年12月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对底本的原标点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尤其是考籍核典，解决了困扰读者多年的陈著无书名号的问题。

付梓之前，我们又逐字比对底本进行了严格编校，同时交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古籍领域的多位专家进行全书审读。

我认为，简体横排版的出现，对陈著来说是契机，而不是损毁。只要内容上纯正就是忠于作者，形式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同时，简体横排也使得数字化普及阅读成为可能，《陈寅恪合集》的电子版将在包括亚马逊kindle、微信阅读、QQ阅读、豆瓣阅读等在内的各大主流阅读平台上线。

江奇勇：都说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唯有高水准的编校，才是图书质量的保证。《陈寅恪合集》的编校团队，除我之外，还有六位，其中编审两位、编辑两位、专职校对两位，他们中两人拥有正高职称，其余四人为副高职称，且都曾参加了国家基金大型出版项目《昆曲大典》的编辑校对工作。《昆曲大典》的工作，让他们对繁体字、异体字有了极为深入的认识，积累了繁简转化的丰富经验。尤其幸运的是，我们邀请到了《昆曲大典》付印把关签字责任人徐麟先生，这是我们能够顺利完成陈集繁转简工作的保障，也是我们编校团队的定海神针。

当然，再怎么谨小慎微、精益求精，谬误恐怕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欢迎读者朋友能够帮助我们，找差错、指缺点，让我们重印时有机会改正。

武黎嵩：一个简体字对应哪个繁体字，一个繁体字对应哪个简体字，确实有学理上的讲究，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有一个专门的表格，标明了繁简字的对应关系。普通《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有繁简字的对应关系。哪怕学者使用简体字版本来写文章，也可以注明引用的是哪个版本，以便溯源。

事实上，古籍不存在必须用繁体字才能完整表达、用简体字就不能表达的问题。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都有简体字版本，连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都可以有简体版，中国哪些典籍是不可以出简体版的？除非是甲骨文、回鹘文等这些与字体字形相关的研究，那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变的。

「对陈先生：要有“了解之同情”」

上书房：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用简体横排出版陈著是对陈先生遗愿的不尊重。有观点认为，“陈寅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每一个字细细追索就是一部文化史。试想删繁就简之后中国的部分文字的外形已经与原意脱嵌了”。

江奇勇：从现有史料，尤其从陈先生与中华书局编辑的书信来看，陈先生对文字改革有个人的看法，他对于著作排版的要求是基于某个历史时期的一种个人态度，视之为“遗愿”，有些言之过重。而且，致信中提到的“标点符号请照原稿”“请不要用简体字”两项，是针对《元白诗笺证稿》的特别交代，并非全部著作。

《著作权法》永久保护的范围，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署名权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繁简体的转换，本不是修改，而我们在编校过程中，除排版衍字径删外，没有删去一个字，也没有增加一个字，甚至没有对原文中任何字词加注解，如此精心保护，源于对陈先生的尊重。

其实，若陈先生真有遗愿，我想，先生必然是希望更多人读懂他的，而不是做形式上的封存。

武黎嵩：陈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审查报告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今天的我们对当年的陈先生，也要有“了解之同情”。

陈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文化过渡的时期，他本人跟新旧文化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关系都非常密切。他虽然整体上偏旧，但他并不以新旧划分阵营，而是以德行、学品来区分亲疏。他看到，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一部分学者以“新”为标榜，以“新”为号召，实则拒绝本国的古典文化，有些“无所不用其极”的意思。所以，陈先生曾批评一些妄谈古史的研究者是以“明清浮浪之子，谈商周邃古之学”。陈先生否定、警惕的是学术上的凑热闹、赶时髦和泛政治化。

旧的主张可以见“底”，即有底线，但新文化会发展到哪一步，直到1969年陈先生去世，他心里都是没底的。具体到简体字，究竟会简体到哪一步，陈先生也是没底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作品用繁体竖排出版。因为在当时，繁体楷书是正字，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已经用了一千八百年了。

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字是当年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其实很多是把之前约定俗成的简体确认下来，比如繁体的“言”字，有言字旁，简体后没有了，但实际上草书里的“言”字早就如此了。

按原来的设计，汉字还要进一步简化，要推出第二批、第三批简体字。但上世纪70年代公布的第二批简体字，造成了很多问题，于是很快被废除了。从此之后，我们知道了简体字是不可以一直简体下去的，于是就此打住了。

但陈先生未曾预想到这些，直到他去世，他对汉字的未来都是充满忧虑的，在他心目中，已把繁体字视为传统的象征来守卫。但在今天，如果我们只知亦步亦趋，倒是有负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了。《孟子·万章下》评价孔子“圣之时者也”，就是说孔子是识时务的圣人，“时”是孔子提倡的一个重要思想，即随时以处中、与时偕行。古人吃饭用鼎鼐豆，今人吃饭用碗盘碟，这种改变不足以改变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本质。文字承载的是思想、历史和文化，在简体字已成主流的语境里，陈先生一时的意愿，不应成为绝对的教条。

「亲近他，而不是把他当神」

上书房：陈先生的书难读，繁体竖排还只是表面看得到的障碍，更大的障碍在其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古代东方语言文学、历史文献学、宗教学等多个畛域，其中敦煌学、突厥学、藏学等皆是专门绝学，大部分著作冷僻艰深，外行难以窥其堂奥。因此也有人认为，为普及陈著而出简体横排是个伪命题。

武黎嵩：书的根本功能，不是摆在客厅书柜里当摆饰，而是读。再难读的书，你也不要剥夺别人尝试的权利。如果把陈著比喻成高山，原本海拔一万米，简体横排替你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你只需攀爬6000米了，这不好吗？何况一些书斋里的学者，也不要太小看普通读者的学术素养了。

我本科时第一次读《柳如是别传》，非常难读，是一点一点啃下来的，但“啃”完之后有智识上的愉悦感。最近再读简体横排版的《柳如是别传》，重享这份愉悦，尤其是简体横排很容易区分正文和引文，读起来较之以前舒服多了，因为《柳如是别传》的引文特别长。横排本圈点笔记也方便了许多。

上书房：说到《柳如是别传》，可能是陈著中最具社会关注度的一本了。很多读者，包括钱锺书这样的大家，难以理解陈先生晚年为何要辛苦经营，钧稽沉隐，撰成厚厚一本《柳如是别传》。我们该如何理解陈先生“晚年颂红妆”的深意？

武黎嵩：陈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交通史，其中包括当时欧洲比较兴盛的东方语言文学；二是文史互证的方法论，取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作为史料；三是中古时代政治史研究，这是比较纯正的中国传统史学；四是陈先生晚年带有个人情感投射的历史学研究，如《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也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品。晚年陈寅恪寄居广州，双目失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砥砺十年，其间，陈寅恪托弟子蒋天枢从上海借阅书籍寄去广州，先由助手诵读，有了写作思路，再由陈先生口述，助手或夫人唐筼笔录。八十万字，相当于一部《汉书》的规模。上世纪80年代上海要出版陈著，需要申请国家经费，现场有德高望重者说这是一本写妓女的书，蒋天枢愤而起立，背对该专家以示抗议。

南明史的研究在民国时是热门，邓之诚、孟森、柳亚子等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都有涉足，但陈先生的“晚年颂红妆”则另辟蹊径，就像用一根针一下子刺到底，他直接抓住大家过去当作花边新闻的“秦淮八艳”，通过对柳如是事迹的考据，来展现明清鼎革、江山易主之后，有爱国情怀的士大夫和知识女性，追求民族大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其中，有他强烈的个人投射在里头，所谓“六经注我”，陈先生自己也说过，书中“罪言百万”。许倬云则评他，“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将自己也摆放在历史里。”

另外有一点，陈先生的诗学素养也很高，他一生颠沛流离，写下了很多表达心境的诗歌，他担心自己的诗作会丢失，所以他学曹雪芹，把自己的诗都放进了《柳如是别传》中。

上书房：上世纪80年代初，陈先生著作在他身后十年得以结集出版，成为新一代历史学人的必读之书；90年代，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陈先生的文化意义引发更大范围的瞩目，其中部分得益于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自此，作为学院派教授的陈寅恪被从学界“推”入民间，成为公共视域中的知识分子。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武黎嵩：到了21世纪初，哪怕只是谈论、而非研究“陈寅恪”，都成为有“文化素养”的表现。当然，谈的大都是他的家世、学问，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传奇故事。抛开这些带流量的故事，我们应该看看，陈先生给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陈先生在文化取向上是偏旧的、传统的，但在学术的研究中，他又是革故创新的。他留欧、留美，早年还留日，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了解法德美日等国的学问，可以在书中直接引用这些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那时的中国人虽然追求时髦，但真正能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很少，引用的多是二手材料。同时他又懂多种民族古文字，对近代几个重要的新发现文献，如敦煌藏经洞卷子、吐鲁番文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懂得怎样结合使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曾说，“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但他的研究方法都是服务于研究对象的，不会像今天有些学者喜欢做的那样，在作品中“炫技”。陈先生极少在文章中提自己使用了什么理论，而是在行文中自然体现自己的研究方法。

与陈先生齐名的柳诒徵曾倡导，要把中国文化中特别的好处和当今符合世界潮流的东西结合起来，陈先生没这么说过，但他把这种理念全体现在书里。陈先生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和西方世界对话的学者，尽管他研究的是中古时期的胡汉关系，研究的是西域对中国的影响，但他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陈先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认，所以他能把中国文化的好处讲得清清楚楚。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但中国文化的这种好，不是独自好，而是吸收了各种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的好，是在吸收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坚守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此外，今天的学者多喜欢小的研究切入点，因为口子越小越容易出成果。陈先生身处乱世，身边资料有限，但他两部关于唐代的著作，以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制度变化为研究对象，以百年为单位，探讨的都是长线因果关系，解决的是中国的大问题。陈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南朝化等若干结论，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一位史学家如果一生中能有其中一个论断，就会被人们记住，成为史学研究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丰碑。

总之，我们今天追捧陈先生，是要追捧他的学术精神，追捧他不因外部环境恶化而否定自己文化认同的高贵人格，而不是刻板地对待他，把他塑造成一个神，供起来。与其仰望陈先生，不如走近陈先生，理解他，接受他的精神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