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朝与朝鲜王朝保持了两百余年的友好关系，双方频繁互遣使臣。朝鲜为了拉近两国关系，展示本国文化水平，显示藩国至诚忠心。

将明朝使臣在出使朝鲜的过程中创作的大量诗歌、朝鲜文臣对明使进行的唱和、明使应朝鲜文人之邀而创作的序文、赠诗等丰富的内容辑录为“皇华集”进行刊刻。

一、“皇华集”中的朝鲜自然地理形象

“皇华集”共二十四部，记录了从1450年（明景泰元年，朝鲜朝世宗三十二年）到1633年（明崇祯六年，朝鲜朝仁祖十一年）共183年间明朝派往朝鲜的二十五批明朝使臣的作品和朝鲜文臣的酬唱作品。

每批次使臣的作品归为一部《皇华集》，其中1506年（明正德元年）颁登极诏使徐穆因作品较少被归入1492年（明弘治五年）颁册立皇太子诏使艾璞的《壬子皇华集》中。

每一部都以天干地支纪年加皇华集的形式命名，如《乙酉皇华集》、《丙申皇华集》等，故本文以“皇华集”来表示二十四部的统称。

明朝使臣渡过鸭绿江后，从义州到达汉城，从汉城再返回义州，然后渡江回国，在朝鲜境内大约有50日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使臣和朝鲜的接待文臣欣赏沿途景物，了解当地历史，抒发个人感想，完成外交使命，进行了大量的诗文创作，对朝鲜形象进行了塑造。

尽管明朝使臣在朝鲜境内走的路线相同，见到的景物相似，但每批使臣的使命不同，出使时的两国关系和国际环境不同。

使臣的审美倾向不同，致使明使笔下的朝鲜形象既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也有动态的变化，探究“皇华集”中明使笔下的朝鲜形象，挖掘朝鲜形象的特点和变化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就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而言，在有明一代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中，留下了两类典范性作品，一类为“朝天录”，一类为“皇华集”，“朝天录”是朝鲜使臣出使明朝时留下的记录，“皇华集”是明朝使臣出使朝鲜过程中留下的诗文。

但目前学界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品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范畴的研究中，研究重心和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朝天录”中的中国形象的揭示和探究上，对于朝鲜形象的反向研究鲜有问津，尚且缺少成果。

通过研究“皇华集”中的朝鲜形象，可以拓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领域，补充有明一代中朝文化交流中对朝鲜形象研究的不足。

可以进行“朝天录”中的中国形象和“皇华集”中的朝鲜形象的互补和联动，探析文化交流中交流主体双方的形象，从而进行两国形象的比较，增进对两国形象的理解。

其次，就文化交流方面而言，中朝两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文会友，相互唱酬的传统，研究“皇华集”中的朝鲜形象，有助于理解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和交流心态。

增强交流双方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把握文化心理，增加交流内涵，这对当今中韩文化交流方面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也会为东亚文化的整体研究增添内容。

从诗歌内涵、诗赋外交、使行路线等方面对“皇华集”进行多维探究。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上编研究了“皇华集”的使行路线、唱酬传统、诗歌的文体分类和诗风。

并与《李朝实录》进行互文阅读，揭示“皇华集”诗歌中的丰富内涵。下编对明使出使背景和明使生平进行介绍。

王克平博士论文《朝鲜与明外交关系研究——以为中心》对“皇华集”中体现的诗赋外交特色和“皇华集”的作者、内容与价值进行了研究。

孟宪尧博士论文《与明代中朝友好交流研究》对“皇华集”中的使臣类型、使行路线和文本内容、价值进行分析。

以上著作都是对“皇华集”整体性研究，对“皇华集”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和多方面的考察，有利于增强对“皇华集”的写作背景、出使过程、诗歌内容的认识，增加对“皇华集”的整体认识，但都没有将文本纳入到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畴。

二、“皇华集”中的朝鲜社会文化形象

利用“皇华集”进行中朝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曹婷婷《——中朝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肯定了“皇华集”在中朝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从文学和思想等方面分析“皇华集”中体现的中朝文化交流过程。

王克平《中反映的中、朝文化交流》2对“皇华集”中文学交流的参与者进行分析，探究交流的内容。

权赫子《从“箕子题咏”看辞赋的外交功能》指出箕子题咏是两国文臣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余辉《明万历三十七年熊化出使朝鲜研究》通过《乙酉皇华集》研究熊化与朝鲜人交游的情况。

帅倩《明代赴朝鲜使臣祁顺与朝鲜名臣徐居正之交往略考——以为中心》探讨祁顺与徐居正在文学交流中的独有特征。

以上论文肯定了“皇华集”体现出的“诗赋外交”传统，肯定了“皇华集”在中朝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理解“皇华集”的价值和影响有重要作用，但研究方向均为中朝古代文化交流，很少涉及到比较文学形象学方面。

研究明使使朝过程中与朝鲜的礼仪争论。殷雪征博士论文《明朝与朝鲜的礼仪之争——以明朝文官使节出使朝鲜为中心》涉及到对“皇华集”中明使出使朝鲜时的迎诏迎敕礼仪、宴飨礼仪和谕祭赐谥礼仪的研究。

对本文探究“皇华集”中礼仪制度的形象特点有启发作用；赵斯嘉《15世纪明朝使臣出使朝鲜的女乐问题》以朝鲜宴请明朝使臣时使用的女乐为研究对象。

探究明使拒绝女乐背后的文化心态和不同时期明使的“却乐”举动反映出的两国关系。以上论文为认识朝鲜礼仪制度和明代中朝两国关系有很大裨益，但研究中心为史学。

对单本《皇华集》进行版本、内容和价值方面的分析。李培培《朱之蕃整理与研究》将《奉使朝鲜稿》与《丙午皇华集》的内容进行比较，探讨朱之蕃出使朝鲜期间创作的《奉使朝鲜稿》的成书与版本情况、编排体例与主题和价值。

有利于增加对朱之蕃《丙午皇华集》的认识；赵克然《研究》对《癸酉皇华集》进行版本、内容分类、价值等方面的总体性研究，对理解《癸酉皇华集》中的诗歌内容、主题和情感有很大帮助。

李春兰《研究》对《丙申皇华集》从版本、内容分类、价值方面进行总体性研究，对认识《丙申皇华集》的版本、内容和价值有重要意义。

姜维东、黄为放《程龙与》考察了程龙出使朝鲜的过程，对《癸酉皇华集》的内容、版本、特点与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增强对《癸酉皇华集》的理解。

以上论文对于理解上述单本《皇华集》的版本、内容和价值有很大帮助，但研究都是进行个案研究，没有涉及对“皇华集”的整体研究。

三、“皇华集”中的朝鲜人物形象

将“皇华集”与史料进行对照阅读和分析，探究“皇华集”的深层意蕴。杜慧月《历史镜像中的诗歌——、的互文阅读》通过文史互证揭示出《皇华集》的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意义。

骆耀军《明代自注里的中国——以为旁证》5，分析董越《朝鲜赋》中反映的大国心态，探究《朝鲜赋》自注里的中国形象和《李朝实录》里的中国形象的不同。文史资料的结合利用对理解“皇华集”中形象的内涵有启发意义。

有关朝鲜形象的研究，但研究成果较少。孟庆如、袁棠华《从看中朝使臣对箕子形象的认知》总结“皇华集”中有关箕子的作品，探究中朝使臣眼中的箕子形象，指出箕子形象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追求。但只是形象的局部研究，而不是整体研究。

另外，也有从诗学和文体的角度对“皇华集”进行评价的论文，研究成果也较少，如曹春茹《朝鲜诗家论》，分析朝鲜诗家对“皇华集”进行赞美和指瑕的两种态度，并分析了对“皇华集”评价不同的原因。

从编纂特点、风俗文物、礼仪文化等方面对“皇华集”进行多角度综合研究：申太永博士论文《研究：交游的文学样相和明使的朝鲜认识》研究了“皇华集”的编纂体例和编纂目的、两国使臣的唱酬过程和方式。

指出明使在唱酬过程中对孝行风俗、历史文物和优美景物的称颂，指出明使对箕子历史的重视、对朝鲜进贡女乐的批评，分析明使在出使朝鲜过程中见到的朝鲜景物、历史和风俗，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皇华集”中的朝鲜形象。

本论文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从文本出发，研究明朝使臣对朝鲜形象的塑造。研究的朝鲜形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是在文学作品中所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形象的形成与相关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流有关。

受到形象塑造者所在社会对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受到形象塑造者的情感与思想的影响。形象塑造者即“自我”，“自我”观察和塑造的对象为“他者”，在两国的交流与碰撞中形成“自我”对“他者”的观察、记录和塑造。

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对朝鲜形象进行研究。在相关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的“异国”形象具有文化、社会、民族心理等丰富的蕴涵。

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对“皇华集”中朝鲜形象背后的两国关系、民族情感、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揭示明朝使臣笔下的朝鲜形象的深刻意蕴和复杂内涵。

综上，目前学界还没有以“皇华集”为文本整体性地研究朝鲜形象的研究成果，所以对“皇华集”中朝鲜形象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皇华集”版本较多，其中赵季辑录的《足本皇华集》以“英祖十九年《御制皇华集》为底本。

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二十四卷本《皇华集》（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朝鲜铜活字本）及台湾珪庭出版社影印八册本为主要参校本，同时参校中国、韩国有关诗人多种别集”。

内容最全面、最完整、最详细，本文将以赵季辑录的《足本皇华集》为主要文本，研究“皇华集”中明朝使臣笔下的朝鲜形象。

总结

以“皇华集”中写箕子的诗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时期文人对箕子的认识。朴春燮博士论文《韩中文人的唱和诗对箕子认识的展开：以〈皇华集〉所载作品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不同时期中朝文臣对箕子的认识。对认识箕子形象，理解箕子形象内涵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