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眼中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其他人眼中的中国我们可能不甚了解，但是那“黄维兵团”里面的黄维，却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大国风范。

多年的改造，他的子女不断成长，更是名校毕业，而他自己后来也得到了特赦，在回乡看望已故的“老朋友”时，也不忘称真正可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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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成“战犯”，走向岔路的好友

1904年2月13日，黄维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县盛源乡黄家村，生活还算富足，并且接受了好的教育，在1918年，14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也遇到了足以改变他一生的人，那就是方志敏。

刚开学不久，黄维就与这位来自赣东北的老乡方志敏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年长的方志敏总是对黄维多有照顾，而黄维也被方志敏的学识谈吐所折服，经常跑到方志敏宿舍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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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黄维在方志敏宿舍里看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为书中的新思想所吸引，在这些书刊中，黄维听到了打倒军阀列强、引导被压迫民族斗争求解放的呼声，他深深地感到震撼，也由此产生了其他的想法。

在得知方志敏毕业后准备去广州找孙中山先生，一起救国救民干大事的时候，黄维也被深深吸引了，决定要与方志敏一起远赴广东，去干一番事业。

1922年初，毕业后的黄维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国文教员，虽然如此，可是在学生时代的思想启蒙和方志敏的影响与引导下，他还是想着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

1923年，黄维的同学来信说孙中山要在广州开办黄埔军校，上海设有招生点，黄维决定先去南昌找方志敏一同报考。

1924年初，黄维独自一人来到了南昌，刚下车正不知如何开始寻找方志敏时，就在汽车站候车室，遇见了正在人群中激愤演讲的方志敏，两人喜不自胜，黄维向方志敏说出了一起去上海报考黄埔军校的打算，而此时的方志敏也正有这个想法，两人不谋而合，当即就一起启程赶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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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两人到达了上海，可赶到报考地点时，才发现报名还未开始，同时还有传言说这学校不一定能开起来，而此时钱快要用光的黄维，既不想这样就回家，也不想就这么干等着，没有人脉的黄维，决定先做小工，在上海留下来，等着报考。

得知黄维的打算后，方志敏找到了熟人，帮黄维解决了最基本的吃住问题，这位熟人又托关系，将黄维介绍进了上海三星制铁厂，在机器铁工部干活，黄维学得很快，又认真卖力，因而深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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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黄维从方志敏那儿得到了黄埔军校招生与报考的确切信息，两人一同报考黄埔军校，也都通过了初试，准备去广州复试，可此时的方志敏却以自己事情没有办完为由，推迟了去广州的时间，没有一同到广州参加复试，而这也成为了二人之间的永别。

那时的方志敏，在1923年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分别之后，方志敏受党的指派，回到了江西，其后在那里领导了著名的弋阳横峰起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在1935年不幸被国民党抓住杀害了。

而黄维独自来到了广州，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报到，之后的复试也是顺利通过了，经过几年的学习后，黄维顺利从黄埔军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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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但是在1927年的政变发生之后，他就开始一直追随在老校长蒋介石左右，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重要军事将领,他们最终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948年11月，黄维兵团被合围于宿县附近的双堆集，经过一个月的挣扎之后，黄维最终下令突围，因为知道此次突围凶多吉少，还准备了安眠药，以备在情况紧急时服药自杀。

突围过程中，几名将领分别坐上了坦克出逃，由于黄维运气比较背，虽然坐的是一辆最新型号的坦克，可也正是这辆从未启动过的新型坦克出了故障，使他最终被俘，开始了多年的改造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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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认错，病危却遇曙光

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成了所谓的“刺头”，除了在一开始的劝降信上拒不签名之外，态度也十分强硬，极不配合。

对此，黄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因此他不愿投降，想要一直战斗下去，哪怕是战死，最后黄维和其他国民党将领被送进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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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进功德林，黄维就和里面的管教人员搞起了对立，不仅拒绝写任何悔过书，还一度认为自己没有罪过，更加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有的只是对于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感到的惭愧，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顽固分子”的典型，也正是因为他的顽固不化，才导致他成了最后一批特赦人员。

既然是这么一个毫无悔过之心的人，那又是什么样的的事情才能让他有所改变，以至于在特赦后，去祭拜好友方志敏的墓地时，为自己不能如他一般报国为民而深感后悔，并称赞如今的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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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名战犯的他，却得到了共产党的很多优待，还多次将他从性命垂危之际拉回，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的事情而受到针对，如愿考取了大学，名校毕业。

在黄维进功德林三年多的时候，突然病危，被紧急送进了职工医院，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同时，他也对共产党心存芥蒂，根本不相信他们会给自己好好治疗，也就开始了自暴自弃，拒绝治疗，想以此寻求解脱。

此时的黄维，多病缠身，各种结核病以及引发的腹膜炎、肋膜炎等，而他的这次病危，就是由于腹膜炎急剧恶化而造成的，此时的他病情危急，需要马上注射链霉素，强心剂，葡萄糖和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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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的病情惊动了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了救他，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通过外汇，用高价买来了进口特效药，同时调集一部分专家组成了医疗队，以此来挽救黄维的生命。

在那个时候，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国内还暂时不能生产出来，主要靠从苏联进口，而苏联的药物性能并不好，而英、美两国的质量好，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可谓一药难求。

而黄维最后用来治病的药，都是专门派人跑去香港、澳门买回来的，因此他的病治疗得很及时，效果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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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了黄维，很多国民党战犯都有过患病严重的经历，但是在共产党的积极治疗之下，都及时得到了控制，黄维在这四年当中，虽然病情反复无常，好几次在生死边缘徘徊，也都被抢救了过来。

在他病情恶化最严重的时候，在医院每隔四个钟头就要打一针青链霉素，一共打了有300多针，对于一个战犯，用着好不容易高价买来的药物，如此不计成本的投入，还有专业的医疗队来照顾，图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黄维经此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此时的黄维也渐渐想起了共产党之前对国民党战犯宣布的宽大政策、改造政策，开始知道共产党是可以相信的，作为共产党人曾经的敌人，共产党不但不杀他，还千方百计把他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这自然也让黄维感动不已。

经过四年的悉心治疗以及护理，黄维的结核病得到了根治，他的想法也有了转变，他曾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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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待国民党战犯的宽容，体贴与优待，战犯们都深有体会，“当我们受到疾病与死亡威胁时，管教们待之如亲人”，这也成了战犯们嘴边常说的一句话，那时战犯患肺结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愈。

不仅如此，周恩来总理还亲笔点定战犯吃细粮，作为国民党中将的黄维，每天都有牛奶鸡蛋特供增加营养。

1959年12月初，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出来，黄维本应该在这一批被释放的名单里，可是由于他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所以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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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逢特赦，回乡忆老友

1975年3月18日，毛主席、周总理认为关押的战犯都已经过了20余年的改造，基本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把他们统统释放，一律特赦。

这一批特赦的战犯有293名，对于他们，想工作的国家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病的公费治疗，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来养，想要回台湾的还给足路费让他们回去，待遇可以说是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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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释放时，他们每人还都有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还为他们在北京开了欢送会，里面他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

黄维也与其他特赦的战犯们一起参加了招待宴，并且他还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招待宴席上宣读，这封信后来还被带给了毛泽东。

结束后，已经71岁的黄维想带着妻子回江西贵溪度过晚年，但是中央让他留在北京，担任政协文史专员，每月工资200元，最后他还是留了下来。

1975年的6、7月间，有关部门组织一批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先后到了延安、西安、宝鸡、洛阳、郑州、三门峡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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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黄维看见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期间住过的窑洞，条件是何等的艰苦，可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带着百姓一起创建了新的政权，黄维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这也正是他最想看到的。

1977年10月，在庆祝完建国28周年之后，黄维和小女儿黄慧南一起去各地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里面的革命烈士名册上，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那是他的同学或老师们。

为此，黄维感到无地自容，当初那些意气风发的同学，谆谆教诲的老师们，为了人民的幸福成了烈士，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反动派，对人民来说有罪的人却好好活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在名册上，他还看到了方志敏的名字，一时感慨万千，当即决定去祭拜方志敏烈士墓，看看这个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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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维赶到方志敏烈士墓地时，看着墓碑上“方志敏烈士”那几个大字，黄维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连连鞠躬。

过了好久，他才开口诉说起自己心中的悔意，想起多年前，他在方志敏的指引下，一步步考入黄埔军校，并期望着他之后能成为一个将军，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可是他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却发现自己一直都在为反动派卖命，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十分后悔。

在墓前，黄维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多年的改造，多次的救命之恩，让他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确实走错了路，对于战犯，共产党不仅没有以牙还牙地对他进行惩治，还尽心帮他改造，多次救他性命，可谓给了他新生，为此，黄维也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余生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

幡然悔悟，晚年致力两岸和平

1975年9月30日，应周总理邀请，黄维接到请柬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见到周总理时，黄维对他身边的同仁说，“周总理堪称天地正气，古今完人，今天在这里见到总理，将是我感动一生而又至死难忘的一天。”

其实黄维出狱后，担任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这一职务，是周恩来为他们这些战犯单独设立的，之前并没有。

1959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后，周恩来提议：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委会中，都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另下设文史专员办公室，被特赦的战犯进入这个办公室，职务就是文史专员。

1976年，周总理逝世，黄维悲痛不已，他的如今主要是源于共产党对他的照顾，而这些都离不开周总理对他的关怀。

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周恩来总理当时正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想起了功德林、秦城、抚顺的日子；他想起了，他不间断的生病、受批判，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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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和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情景；他想起了，妻子蔡若曙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安排，儿子黄新、黄理，女儿黄敏南都上了名牌大学，次女黄慧南也毕业于党校，这桩桩件件都离不开敬爱的周总理，对他一家的照顾。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黄维被选为常务委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他还专门写了回忆文章，以表达对之前共同奋战，如今身处台湾的老同学的想念。

并向他们写信，聊表怀念，他在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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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台湾当局开放探亲以来，黄维就一直为两岸关系做着努力，希望能在自己身体允许，生活能自理，神智清明的时候，能够在仅剩的时间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如果不能实现，这将会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在黄维晚年时，还经常通过书信、交流、撰写文章等各种形式来表达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的心情，因为在那时，两岸之间的交流其实并不多，而黄维在晚年奔赴台湾，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两岸之间的交流，为两岸统一作一些贡献。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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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香港回来没多久的黄维，忙着为两会准备参会提案，在两会现场报道之后，黄维的身体就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时，由于情况不乐观他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那天晚上，给黄维看病的是一位老专家，他一直守在黄维的身边，即便病情稳定下来了，他还是不放心，因为黄维的病情很容易反复发作，多人劝他去休息，他却始终不愿走，最后在医生们的劝说下，才离开了医院，走之前还交代病人随时有反复，要注意观察。

可是在深夜黄维再次犯病，不小心滑落到了地上，最终还是由于心脏病突发去世，而这一天正是198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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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起他有没有改造成功，这是肯定的，或许是在他饱受病魔摧残，性命垂危共产党一次次不遗余力将他救回时；亦或许是看到自己被俘之后，妻子儿女都有被好好的善待，能够接受好的教育，没有因为他的原因而被针对时；也有可能是在特赦后，中央特别设立职位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时；或是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的如今中国大好生活时。

在黄维被特赦时，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就曾亲口对黄维的大女儿黄敏南说：“当年你高考后，虽然考分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因为父亲黄维的战犯身份，复旦大学一时不敢录取，层层上报，最后请示到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黄敏南才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

也正是因为中央的关照，总理的关怀，黄维的子女基本都有了不错的前程，而黄维也深深体会到了国家的“可爱”之处，才有了在老友方志敏墓前的深刻反省与满满的悔意，在晚年一直积极致力祖国的和平统一。

哪怕是面对台湾方面承诺补发他担任中将27年薪水的巨大诱惑，只为让他搬去台湾时，黄维还是坚定拒绝了，他不想负任何一方，他去台湾只是为了两岸的和解，为了会见故友，他深知共产党待他不薄，因此坚决不同意搬到台湾，他只想留在大陆，为这个可爱的中国奉献绵薄之力，以弥补自己之前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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