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高墙内，100多名沦为战犯的国军高级将领都被转移至此——功德林作为收押级别最高的管理所，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与友人合影。前排左起：王芸生、杨东、溥仪、杜聿明、费彝民；后排左起：杨伯涛、宋希濂、覃异之、黄雍、郑庭笈、郑洞国

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这些曾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的黄埔老同学，又在同一面高墙内改造。

在功德林，对他们的改造“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除了每天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批判，他们每周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缝纫、理发、烧开水等。同时，按管理处规定，战犯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战犯当中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负责。

有些人在改造中成为模范，文强回忆郑庭笈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原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作为小组组长被康泽讽刺比共产党还厉害。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造，这些高级军官，尤其是出身黄埔的学生，不仅是抗日名将获有勋章，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他们“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也没有泯灭过。被俘后，他们认为既然是为国民党效劳，就不应该在共产党面前低头，黄维初入功德林之际就蓄须明志：“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因其不配合的态度，黄维成为“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无论是否积极“改造”，他们对功德林的生活十分满意。新中国深知这些人在过去养尊处优，先从生活上让他们满意，才能改造他们。在这里的战犯，不戴脚镣手铐，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一倍，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可是在改造了几年之后，如何处理他们并非易事。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武力收复台湾的计划被迫搁浅，遂改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对台统战成为重要工作，黄埔战犯成为最有力的工具。

1959年12月4日，首次特赦33名战犯。其中包括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邱行湘等国民党将领，其中黄埔系就占了8名。从1960年起自1966年“文革”前，又先后特赦了五批战犯，几乎每年一次，每次都有黄埔学生。

为了安置这些战犯，周恩来发明了“政协文史专员”职位。昔日的将军摇身一变成为文人，还是国家干部，这种生活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卖力的完成了这一任务。到了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6人为政协委员。很多其他战犯特赦后都成为地方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这表明，他们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