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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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张震。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体育文化和历史这类以材料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

从事体育文史研究的学者往往有这样一种困扰，自然科学和社会学除了文献综述之外，都会专门讨论该文的研究方法，但是文、史、哲、艺术等人文学研究似乎除了文献资料法之外，别无他法，逼得很多学者不得不虚构一个专家访谈法出来，让“方法”看起来充实一点。这种“尴尬”是由于人文学研究的方法往往藏在行文的整个论证逻辑底层，研究者往往不把它单独呈现出来，所以容易让读者忽视，而且人文学研究方法更多地体现在方法论（而不是一般的研究技术）层面，也会让人不太容易察觉。

在哲学史上，针对历史文化等研究对象，形成了多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又如诠释学的方法、谱系学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包括符号学、神化人类学、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叙事学的方法等。因为是学术短视频，因此我只能介绍其中一个方法——谱系学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我已经写成《体育文史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文，未来学界同仁可以看到全貌。之所以选择谱系学方法，一是因为它在体育学界被误用得非常严重，需要匡正；二是因为福柯的谱系学对体育文史等的解释力特别强。

用最简单的话说，谱系学就是一把锋利的历史解剖刀，它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历史文本中最美丽光鲜和神圣伟大的表皮划开，让你看到其中的内脏——权力。

举个例子，《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他妈被刘太公看见是抱蛟龙而怀刘邦，后来又有被所斩白蛇告知是“赤龙”的后嗣，但实际上，我们只要用谱系学的手术刀剖开这些“记载”就会很容易发现，这都是逐步逐步被加上的话语，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刘邦他妈野合生了这个野种，文人妙笔生花背后的本质是权力。

用福柯的术语说就是：将“起源”转化为了“出身”，因为“出身”才是谱系学真正的对象。出身比起源更确切，它是“血统或家世的等值词。它自古以来隶属于某个集体，是通过血缘、传统或社会等级维系的”，这种维系的纽带就是话语。

为此，福柯提出了四条具体方法：1. 不在历史话语中心，而是在权力的极限处、地区性知识和不引人瞩目的枝节中去分析权力；2. 不选择在权力内部或主体性的视域下，而是在权力外部和实践着的肉身效果上分析权力；3. 从细微的机制中着手考察权力的运行模式——肉体如何被幽禁、压抑和遗忘的；4. 把注意力放在肉体与历史的关系网上，而非意识形态。

举一个具体案例，用谱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我们选择一个较小的权力侧影——东亚病夫和中国武术作谱系学考察。

谱系a：关于“病夫”（sick man）这个用法，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外交界非常普遍，沙皇曾经讽刺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为“亚洲病夫”，随后这个词演化为了对亚洲君主国的普遍讽刺。

谱系b：亚洲病夫开始转而成为中国是东方病夫，在英文报纸（1896年10月17日）《字林西报》上刊登，梁启超的翻译是：“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将“中国（政府）是东方病夫”替换成“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谱系c：各种媒介百余年的反复强化。梁启超及其之后的宣传者们成功地将国家权力之争投射到每个具体的身体之上，使得近百年来，中国人反复要丢掉东亚病夫这个想象的“牛虻”，之所以能够将对中国政治的讽刺转化成为刺激我们民族肉体上自强的牛虻，就在于语词与实践生活共同构成了话语。表面上是体育竞技的争夺，是对在中国土地上举办奥运会的历史性期许，其实质却是不同种族和团体间的话语权角力之肉体实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所谓“中国武术被击败”为何能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了，因为一旦“武术”是假的，这个东亚病夫背后的权力情结就会像揭伤疤一样疼痛。这也让我们不难理解“足球振兴”背后的权力实质了，因为足球是除奥运会之外最为重要的民族国家话语，它甚至被作为很多国家的“国球”或“国家项目”。

对于体育文史研究而言，谱系学就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能够帮助体育研究者在文本的汪洋大海中发现其中藏匿着的权力本质，能够将文本话语还原为我们运动的肉体之谱系。反过来，体育学本身又是“行动的谱系学”，对竞技场的考察是自由人和游戏人之“肉的谱系学”，这无疑更大地拓展了谱系学过度专注于极端场景（如监狱、疯人院）研究的方法论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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