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数量、种类都多于其他省份。无处不在、数量巨大的民间武器使得社会更动荡不安，对近代广东政局也产生很大影响。

10月2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邱捷上线“文史广州”系列讲座直播，以《枪支之多，他省所无——近代广东的民间武器问题》为题，从清末民初广东民间武器泛滥概况、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泛滥原因等多个维度，讲述若干有关民间武器的故事。

广东枪支之多，他省所无

“民间武器”主要指军警以外，民团、商团、盗匪、乡村、宗族、私人拥有的枪炮。

邱捷介绍，此次直播的主题“枪支之多，他省所无”源于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时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发布告示说：“粤省商团，比年以来，极形发达；枪支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近代广东民间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之多，同样可说“他省所无”。

清末民初广东民间武器有多泛滥？邱捷讲述道，1926年《开鹤麦族月刊》提到，江门鹤山墟场团丁亚端，因赌输两次把“团枪”拿到当铺典当，而团丁典当“团枪”不止亚端一个。“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枪支与黄金等贵重物品一样，可以典当。”邱捷说。

广东民间武器泛滥也有多项调查数据佐证。根据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一项调查，番禺、顺德县民团有十几万支枪，南海有20万支，全省民团新式步枪共128000支以上；粤省商团（广州商团），枪支数以万计；1926年，广州市公安局以及日本人对广东63个盗匪团伙的调查：珠三角著名的盗匪团伙都达到一人一枪的装备率，枪械精良，不少团伙有大炮、机枪、轮船，盗匪抢劫时甚至使用水雷。某些民团、商团、盗匪团伙枪械质量甚至优于军警。

1924年，《香港华字日报》文章显示，广东民间武器加上军警武器“共有四百万（支）”。

社会环境等因素导致民间武器泛滥

邱捷分析了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泛滥的原因，他表示，在社会环境方面，晚清时期的广东相对富庶，商团、民团、宗族“不差钱”，民风强悍，购枪容易。同时，当时新旧政治力量角逐，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孙中山的革命党，都以广东为起事的首选地区。民国后，孙中山又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此外，1911年到1923年，广东政权更迭了6次，每次都会有大量武器流入民间。

当时的广东号称“盗甲天下”，盗匪先于差、勇使用洋枪。《杜凤治日记》里官兵和衙役都没有洋枪，而却早已被盗匪所广泛使用。时论常说“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因此民团、商团、宗族、村镇、私人也都积极购械。

民团、商团、私人枪炮的来源渠道多元。一方面是由官府批准采购，官方允许民团、商团自行购械，申请手续简单，往往县级民团一次购枪几百上千支。1924年，广州商团一度获准购买步枪4850支、驳壳4331支、其他手枪660支，商团利用批准的机会加购手机关枪42支。另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出售，政府把兵工厂生产的枪支卖给商团、民团，作为政府收入。

此外，还有从国外、港澳、广州湾（湛江）走私的步枪，以及土造的步枪、驳壳枪、新式枪支子弹。1926年有报纸报道：广州市河南尾之小港、番禺县属之元江、新造等地有不少“私铸枪、弹机关” 。广州市卖麻街、米市街、教育路的店铺，搜出“各种枪械及私造枪械之机件” 。

民间武器泛滥影响社会治安

民间武器的泛滥，导致社会充斥暴力，城乡居民毫无安全感。1923年，民间武器的子弹甚至打到大元帅孙中山的座船上。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受到严重影响。晚清民国的广东盗匪不完全靠抢劫，而是利用张扬武器，很多以勒收行水、打单、包烟包赌包娼作为收入来源，经常张扬武器。

盗匪倚仗手中武器成为地方权势，非法的盗匪仿效政府征税的方式收取行水，受政府管辖的保卫团则以盗匪手段治理乡民，形成“团匪合流，团匪难分”的状况。

这一现象也对政府权威造成挑战。由于各种武装团伙控制乡村，田主必须向团局交纳各种费用、向盗匪交纳行水，政府征税困难。1914年度到1925年度，广东全省平均每年征得的沙捐（向珠三角沙田征收的附加税）每年每亩平均只有0.03元。

1920年代末之后，民间武器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有所减弱。但抗日战争时期至1940年代末，民间武器问题始终影响广东社会、政治、军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盗匪如麻、民间武器泛滥的问题才彻底被解决。

邱捷认为，现代对民间武器问题的探讨可以加深对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认识，对今天维护社会治安也有借鉴意义。“时至今日，团伙持枪劫案已很少发生，政府对民间武器的管治取得了明显成果。今天社会流散黑枪的现象，其产生原因及影响，与近代中国有根本不同，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近代广东政府管理民间武器的法规、成效与教训，解放初期收缴各种非法武器的经验，对今天的枪支治理同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