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庆龄避难岭南大学的时间及地点

宋庆龄在陈炯明叛变期间确曾来过岭南大学，但时间是6月18日而不是“次日”（即17日），而且是住在岭南大学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职）钟荣光寓所黑石屋（今中山大学第一招待所），而不是住在马应彪招待室。当时她是化装秘密进来，住进孙中山的好友钟荣光家，那能住在杂人出入的“招待室”？宋庆龄在粤秀楼脱险后，16日晚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在广州市内的同福里家中，17日晚在沙面水厂工头李国斌处，18日上午乘钟荣光派云接她的电船到了岭南大学，接着到黄埔长洲要塞司令部里设的大总统行营会见孙中山后返回岭南大学钟荣光家住宿，19日由孙中山的美藉顾问那文护送到香港。⒂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曾写道：“我逃到沙面”“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

关于宋庆龄在此次事件中小产的事，有许多传说，《中山大学一平房》的作者确指在马应彪招待室流产。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带了口令第二天再找，最后才打听到孙夫人在她同学的家里暂住，我在岭南大学一所小房子里找到她，孙夫人在途中小产了。”她没有确指小产地点。在“途中”似乎是在到岭南大学之前。廖梦醒在《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的悼念文章中说：“由于紧张和劳累，到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她就流产了。”确指在钟荣光家流产的。但自始至终护送宋庆龄脱险的马湘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未谈及此事。1980年，笔者曾为此事专访过孙中山副官张猛先生，他说是在香港流产的。宋庆龄在香港逗留约一星期才返上海，极有可能在港期间流产。

六、蒙难期间孙中山卫士的人数及伤亡问题

孙中山作非常大总统期间，警卫总统府的警卫团有几百人，陈炯明叛变时总统府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警卫粤秀楼孙中山住所的卫队多少人？事变中死伤多少？说法不一。

6月16日事发前夕，孙中山被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三们部属强行护卫化装离府，走避军舰，卫队全部留驻粤秀楼抵抗叛军。同行反使孙中山不便的宋庆龄，“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⒃

孙中山于1922年8月9日离穗经香港赴上海，在同年9月18日发表的《致海外同志书》中，详述陈炯明叛变经过，内称陈“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尽”。⒄未确指死伤人数。

1922年6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所刊题为《总统在粤出险之情形》中载：“总统之卫队八十人，但八十人中竟无一人出险，尽死于枪林弹雨之下，极为可惜。”

6月29日从上海赶赴永丰舰陪侍孙中山的蒋介石在他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中道：“府中卫士仅五十余人。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陈军“犹用机关枪扫射不息，以致死伤枕藉，惨不忍睹。”这种余法为若干著者所引。例如，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421页即写道：事发，至“午前十时左右，卫队以死伤过重，即将粤秀楼放弃”，蒋介石“赴难”于事发生后的两周，其前之事，尽取于传闻，未能亲见。

当事人的当时回忆，（宋庆龄《广州脱险》写于1922年6月中旬，最早刊于当月28日和29日上海《民国日报》；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则写于同年9月18日）和报纸报导，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然而，查阅各种史料，往往又不尽相同。事过境迁的回忆难免失实，逸是当时的追忆也往往有误，这为许多事实所证明。

《中山丛书》第四册的附录《卫士队死战御敌详情》（1927年1月版）一文中，详细列录卫士队六十三人名单，其中死二人，伤四人。这可能是比较接近历史情况的记载。马湘是孙中山的侍卫副官，又是护卫宋庆龄脱险始终相随者，他在回忆录中余：“只有四个人受伤。”⒅邓泽如也说：“我军六十名，苦战十余句钟，伤者仅五名，而逆军之阵亡者数在四百以上。”⒆

查建于1930年6月16日的《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粤秀楼旧址），碑阴镌刻《抗逆卫士题名碑记》，卫士队六十二人名单如下：

队长：姚观顺

侍卫副官：黄惠龙、马湘、陈煊

侦缉员：陈龙韬

卫士：冯俊、黄森、何良、陈海廷、蒋桂林、郑耀、容卓廷、邹海、冯朝、黄仲篪、梁有贤、陈桂标、刘少溪、刘礼泉、蔡铁侠、陈威、曾国辉、李东英、⒇曾明、冯建廷、梁全胜、区锦由、黄作卿、邓国卿、曾维垣、周文胜、谭惠全、冯振彪、陈胜、黄成、何福廷、谭林、丘堪、蒋福卿、张停、陆福卿、冯汉明、梁表云、王桂昭、邓胜钦、张禧、王玉、陈标、杨带、王基、杨勋、李球、蒋安廷、冯桂林、彭启、蒋庆禧、邝景云、汪德、陈松、韦汉雄、黄世祥、丘炳权。

碑文落款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十六日陈兼善篆额林直勉撰并书 梁俊生刊石。”勒石刻名，意在重远纪功，时间相去不远，应无讹舛之嫌。但碑刻人名中未注明死作者。从孙中山所发“着参军长将奖牌及阵伤奖章预备于十三年一月一日午前十时由本大元帅颁发”的命令看，确有伤者，但无具体数字。

然而，在题为“孙大元帅发观音山之役士奖牌训词”的照片中，上端中央印有奖牌、奖章，左右两侧为孙中山在颁奖会上的训词，中间有他“着参军长将奖牌及阵伤奖章预备于十三年一月一日午间十时由本大元帅颁发”批令下端为六十二名卫士队名单及奖给阵伤奖章名册。阵伤者：队长：姚观顺；卫士：刘礼泉、陈海廷、冯朝、李东英、共五人。

在1924年元旦庆祝典礼上，孙中山亲自颁发观音山之役卫士奖牌、奖章及发表训词。他说：“这是大元帅亲自行赏的第一次。”“我们观音山的卫士只有五十多人，攻了十几点钟”，“到后来我们子弹打完了，才安全退出”，“以一当百的革命军，所以值得本大元帅来奖赏”？全文未谈及有战死者，从“安全退出”的话看，可以认为无阵亡者。另据护送宋庆龄脱险的马湘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亦称此役“没有一个阵亡”。

元旦颁奖大会在河南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举行，极为隆重。孙中山亲自将金质奖章、奖牌递给夫人宋庆龄，由宋庆龄将奖牌、奖章为每一卫士及阵伤者佩带在胸前。阵伤者奖章为圆形，直径约一寸半，金色，牌带两边边红色，中间为蓝色，奖章中间铸有孙中山像，像顶为青天白日国徽，伴以嘉禾，上端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下刻“十一年讨贼有功奖章”字样，奖牌是奖给每名卫士的，牌中为孙中山像。像左边为国民党旗，右边为国旗。

楼秀粤种资料，似可认为，陈炯明发动叛变时，粤秀楼卫士队共六十二人，战斗中伤五人，无人阵亡。

注： ①《孙中山先生演说》，1926年2月初版，第219页。 ②《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1926年初版，第60—61页。 ③《中山丛书》第四册，附录《大总统蒙难纪念》，第28—29页。 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1933年版，第76页。 ⑤《国父年谱》，1965年版，第880页。 ⑥《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第50—51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52页。 ⑧《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第一日这记述》，载《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第41—42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2、156页。 ⑩《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第75页。 ⑾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1948年6月版，第257页。 ⑿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84页。 ⒀抄自广州沙河《五烈士墓碑记》。 ⒁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25日《总统在永丰舰之谈话》。 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84页。 ⒃《宋庆龄选集》，1966年版第4页。 ⒄《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52页。 ⒅《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80页。 ⒆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1937年初版，第258页。 ⒇２２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1947年版，插图照片为李东兴、江德。 ２２《国父全集》第四册，第968页。２３《国父全集》第二册，第605页。

1922年仲夏，正当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在赣南胜利进军之际，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孙中山走避军舰坚持抗战五十多天，后因待援无望而返抵上海。这一事件，史称孙中山广州蒙难。孙中山广州蒙难已七十三个年头，在此事件过程中，若干史实，史书记载不一，在此作粗略考证，藉以与史学工作者商擢。

一、孙中山广州蒙难首登何舰

据过云历史记载，当陈炯明发动叛时，孙中山步行离开粤秀楼官邸，到海珠岛上的海军司令部，接着登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后又转往永丰舰，指挥海军抗击叛军，坚持五十余日，后因待援无望。遂于8月9日乘英舰摩轩号赴港转搭苏俄皇后号邮船赴沪。这段历史本来是清楚的。然而，自《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重刊于第二十五辑即《孙中山史料专辑》发表了《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以下简称《经过》）一文以后，引起纷争，如尚明轩的《孙中山传》1981年9月第二版把1979年3月第一版关于孙中山“到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避难”的说法改为“在天字码头登上宝璧舰”之说，即据《孙中山年谱》（1980年中华书局版）而来，该《年谱》所据为《经过》（见《年谱》第294页注）《经过》已产生影响，于兹可见。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返本寻真，实鹅弄清真相的必要。

为了方便，不妨先引《经过》的若干鹅关段落：孙中山等人“至天字码头，雇小艇登上宝璧舰。当时宝璧舰是锚泊在天字码头附近的。林树巍则转行堤分途去‘海珠’海军司令部，找司令温树德告以情况”。

“不久，海军司令温树德与林树巍乘一小电船至宝璧舰，晋谒孙中山先生。片时，温树德指出宝璧舰实力不够雄厚，迎接孙中山到永翔舰住宿。

“翌（16）日上午十时多，孙中山先生又从永翔舰乘永丰舰派去的小火轮，到了永丰舰，以后在此长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9—220页）据《经过》介绍，作者本人当时任永丰舰二副。就是说，孙中山登永丰舰之前的情况，《经过》作者得之于传闻，并非亲见。

现将事变的当事人的言论及鹅关资料分述如下：

事变后第二年，即1923年3月24日，由沪返粤重建广州军政府的孙中山，对在广州的滇军发表演说：“在他们起事几点钟之先，已经上了兵船，那只兵船叫楚豫，便在兵船上开炮，又打死了许多敌人；后来到黄埔，与敌人对抗。”①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17日香港专电：“总统现登楚豫舰”。

还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这点，如：16日孙大总统达海珠海军司令部，下码头“旋乘小轮至白鹅潭，登楚豫舰”，“拂晓元首令楚豫驶赴长洲”，“未刻各舰驶至二沙关附近，始得报告，知公府已于丑刻被毁。”17日夕，各舰回至黄埔。②

“林树巍（总统府参军），得报，即偕大体营输送队长陆志云及林直勉（秘书）三人，保护元首出府，……得达海军司令部……旋乘小艇至白鹅潭，登楚豫舰。元首令楚豫驶长洲，召集各舰长会议后，款刻，各舰驶至二沙附近，17日各舰同时发炮。”③

林直勉、招桂章（楚豫舰长）曾撰《孙大总统蒙难纲目》，标明“孙大总统座驾楚豫舰。”④

孙中山安抵海珠海军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17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及卫戎总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舰晋谒孙中山⑤。另外，台湾版《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国父全传》和《革命文献》52辑（中）均有孙中山登楚豫舰记载，不一一赘列。

如果以上材料还不足以证明这段史实的话，我们还可以从1933年出版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11周年纪念专刊》一书中的许多照片地图说明原文得以证实。

“白鹅潭”地图照片的说明原文：“楚豫舰泊于此。16日上午4时，总统率海军司令等同登此舰，召集各舰长议决应变勘乱之计。”

“楚豫舰”照片的说明原文：“孙大总统由公府脱险抵海珠即往白鹅潭首登此楚豫舰。”

“永丰舰”照片的说明原文：“孙大总统先登楚豫舰，嗣以永丰舰为座舰，今改为中山舰，志纪念也。”

这次事变中的当事人林树巍对这件史实的所载尤详。他说：“林直勉持长衣为总统穿着，众强之行，由（越秀）山之右侧下，越马路，入内街，至通孚街以下，被巡逻者截查二次，均幸善言得免，及抵海珠，而枪声即起于堤上矣。”“总理下楚豫舰后，黎明开赴黄埔，诸舰咸集，总理召集温树德、陈策、招桂章、冯绍闵诸人训话于楚豫……不及12时准备完毕，1时命开进省河，军舰行列：一楚豫（座舰）；二永丰（即中山舰）；三永翔；四豫章；五同安；六宝璧；七广玉。停泊于二沙尾，……翌（17）日午魏丽堂、伍老博士廷芳、伍梯云、陈璧君诸先生到谒……诸人亦相继离舰，楚豫遂开动过大沙头，初发一炮，诸舰相继发炮，官兵奋勇露体而前，伤亡及半，舰抵白鹅潭。”孙中山率舰抵白鹅潭之初曾令各舰炮击盘踞公府的陈军，然后才抵琶洲，在黄埔候北伐军回师消息。⑥

以上大量史实证明，孙中山是首登楚豫舰的，关非首登宝璧舰，而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也从未登过宝璧舰，亦未转过永翔舰。

二、孙中山从何处登上兵舰？海珠岛在哪里

《经过》提到，孙中山由天字码头雇小艇登宝璧，温树德乘小艇至宝璧谒孙中山。但根据孙中山1922年9月18日《致海外同志书》中谈到：“6月16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⑦这就是说，孙中山是从间道至海珠，就登上军舰，并不是到天字码头上军舰的。

“海珠”在哪里？海珠原为珠江心一小沙洲，上建海珠寺，原为羊城风景区之一，清朝末年为警察占用。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时，军政府的海军办事处设于此。三十年代初，填地筑新，即为爱群大厦（今人民大厦）至省总工会一带。当时海军司令部设在海珠小岛上。由靖海路口可雇小艇过渡抵达。林直勉对当时的经过曾详述：“及一时许，同志赖达在陈德春军营得悉该军夜半预先饱食裹粮，分队开始工作行动；遂奔报参军林树巍、辎得队长陆志云；林陆即至余家，具以见告；余即偕之晋公府，促孙公行。公曰：‘陈叛必至拂晓始行攻击，’其镇静如常，再三强之（指孙）始行。频行穿长衫，从容自若，着余为之导，下粤秀山，经今纪念堂北路芒果树街，连新街至桂香街为逆军中截，余佯称父病延医，……故任余等通过，再由马鞍街转米市街出靖海路时，逆兵数百，星散路中。适路中鹅人力车十余辆，余等亦星散杂人车以通过焉。逆兵故不之觉。不久便到海珠岸边，雇小艇渡河往海珠海军司令部。至河中，被海军喝止，呼口令，而无以答。不得已，乃起立艇头，大声曰：余奉公府令，鹅紧急公事亲递部长，……当面报也。旋部长温树德出，孙公亦立起艇头，温迎登海珠。”“由海珠下小轮时，已闻天字码头枪声大作。小轮到白鹅潭，温迎孙公登楚豫舰。”⑧

根据孙中山本人及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的详述，可知孙中山等是步行到靖海路口雇艇渡海珠，后至白鹅潭登楚豫舰的，并不是在天字码头上宝璧舰。

三、蒙难期间，孙中山是否身带炮弹避难于岭南大学

1981年10月13日《羊城晚报》有一篇题为《中山大学一平房》一文，文章仅鹅四百多字，但失实之处不少。文章说：“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设在观音山上的总统府进，孙中山先生在卫士的催促下，于战火纷飞中撤退。次日宋庆龄同志也在卫士掩护下脱险，来到岭南大学（校址即今中山大学），住进这所‘马应彪接待室’。由于疲劳过雅，怀孕中的宋庆龄同志在这间屋子里流产了。”

“在同陈炯明叛军斗争的日子里，孙中山先生曾到岭南大学，在怀士堂（现在的小礼堂）发表演说，勉励学生们坚持革命，打倒帝国主义。”

“今天，这所马应彪接待室的北墙外，还嵌鹅一颗小小的尖头炮弹，约七厘米直径，二十来厘米长。人们告诉我，这是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时落在孙中山身边的炮弹，幸好没有爆炸。孙中山先生镇定自若，把炮弹捡起来，带在身边，到了岭南大学之后，把它送给教务长钟荣光先生。后来钟荣光用两根铁丝，把这颗炮弹嵌在孙中山夫妇住过的房子外面。五十九年过云了，这颗炮弹饱经风雨，但仍然完好地嵌在那里。”

作者还建议在该处树纪念碑。因此1983年9月中山大学在原马应彪招待所旁立石，题为《墙上弹头的由来》：“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发动兵变，中山先生在此避难遭陈炮轰。一弹从本楼（马应彪招待所）南墙射入。幸未爆炸。事平之后，将弹嵌回原洞口，以招陈之罪行。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山大学立石。”

该碑记完全与史实不符，为不至以讹传讹，贻误后代，建议学校撤销此石碑。

为证史实，有逐一说明的必要。

关于“马应彪接待室”。这是1920年港商马应彪先生捐建，在岭南大学时代代作“招待所”用，为纪念捐建者，故得名“马应彪招待室”。是三层楼房（包括地下室），不是单层平房。

关于孙中山、宋庆龄到岭南大学问题，陈炯明炮轰孙中山公府前夕，孙中山在三名部属护送下步行至海珠海军司令部，后驻军舰坚持五十余天后转赴上海。在抗击陈炯明叛变过程中，孙中山从未到过岭南大学，这鹅许多史料记载，哪里会身带叛军打来的炮弹到岭南住呢？

在那危急关头，又怎么从容不迫在怀士堂发表演说呢？孙中山确曾在怀士堂发表过题为《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演说，但时间是在1923年12月21日，在陈炯明叛变后的一年半，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期间。

至于孙中山身怀“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时落在孙中山身边的炮弹”到岭南大学一事，更是失实。前面已述，孙中山在叛军“起事几点钟之先，已经上兵船”，哪里会在“战火纷飞中撤退”？并镇定自若地把炮弹捡起带在身边。纵使真的炮弹落在他身边未爆，孙中山也绝不会象小孩一样无知，把鹅可能随时爆炸的炮弹带在身边。

马应彪招待室墙上的确鹅一枚尖头小炮弹挂着，至今仍在。但在招待室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外墙，离地面三点九米的高处。笔者亲自量过，其弹头底部直径为四点五厘米，长十五厘米。据七八位“老岭南“的工人、干部说，这是陈炯明叛变时从南向北飞来的流弹，弹关打入墙中成一个洞，未爆炸而飞入墙中。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孙中山检带而来的。为了留作纪念，后来由当时在岭南大学任职的何世光先生派人将这个弹头取出，用水泥填好弹洞，用两根铁丝把弹头嵌在弹洞位置上。墙上炮弹洞口处至今还有水泥填平的痕迹。

四、孙中山何时从楚豫舰转驻永丰舰

关于孙中山何时转驻永丰舰的问题，至今鹅三种说法。

⑴6月16日说：《经过》谓：“翌（十六）日上午十明多，孙中山先生……到了永丰舰。“这一说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所采用。

⑵6月17日说：《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尚明轩《孙中山传》等均取此一说。他们所据为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1927年1月版）：17日夕“各舰回至黄埔”，“总统驻节于永丰舰”。而蒋是6月29日抵达黄埔的。百他亲历。

⑶6月23日说：陈建夫《国父全传》（1969年5月台版）、《国父年谱》（1969年11月台版）、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77年10月台版）等均取此一说。

笔者愚见，认为6月23日孙中山始驻永丰舰的可能性较大，理由如下：

⑴17日晚舰队回黄埔后，即设大总统行营于黄埔。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等均明载设大总统行营于黄埔。孙中山《致杨庶堪函》、《致汤廷光函》中均有“投行营于黄埔”“本总统设行营晋谒主座”，⑩“18日早”，“伍梯云次长及那文顾问，以电船送夫人往黄埔总统府行辕”。⑾“18日上午至岭南钟荣光家， 中午到黄埔长洲要塞司令部见到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与夫人入要塞司令部室密谈后即由那文同返岭南住一晚，19日赴香港。”⑿这说明至18日，孙中山还未登永丰舰，而住在黄埔岛上的行营里。

有些回忆文章，绘声会色地描述宋庆龄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见情形，这不过是一种臆造而已。如1981年11月8日《羊城晚报》刊登题为《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一文就是一例。

⑵1924年10月10日，林直勉为五烈士撰写的《五烈士墓碑记》中谓：“直勉随今大元帅孙公间道赴长洲，率军舰图靖乱，十九日谢烈士八尧造楚豫舰就商杀贼计。”⒀这说明，6月19日孙中山还驻节楚豫，直至6月24日，香港《电闻报》记者才登永丰舰谒孙中山⒁孙中山于6月23日转驻节永舰是较符合历史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