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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揭开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新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是基于文明转型来推动作为有机整体的各个领域的改革,让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再次回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确定的主基调,是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
为全面领会、深刻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周熙明教授。
全面深化改革凸显发展主题
辽宁日报:与以往相比,您认为本次全会及其《决定》最大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周熙明:与35年来所有的三中全会及其政治文本相比,对本次全会及其《决定》进行解读的难度最大。如果用概括的方式来谈,可以提出十大亮点。
第一,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体现在: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文明转型来推动作为有机整体的各个领域的改革。二是主线清晰。用六个“紧紧围绕”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三是重点明确。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各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四是行动扎实。组织落实,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时间落实,鲜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改革进程是可检查、可评估的。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突出的亮点。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
第三,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两个字的改变,是《决定》的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改革有了原则和检验的客观尺度。从“基础”到“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第四,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但必须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
第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决定》主要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认识和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等各方面,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
第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是相当深刻的,否则很难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并不是说直接发给农民多少钱,而是让其潜在的财产转化为可以在市场上流动的财富、资本。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作出了特殊贡献,农民自始至终出地、出粮、出力,即使今日,城市建设也少不了农民工的贡献。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大量问题都与“三农”问题相关联。
第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我认为,这表面上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束缚”,但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权力制约和监督针对的是领导干部,但一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恰恰保护了领导干部。
第八,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变,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繁杂的社会问题究竟怎样解决?要靠制度,制度可以通过程序高效地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琐碎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成为我们未来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九,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之所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有其背景:一是人类现代性的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不计成本地利用自然、驾驭自然,想当自然的主人。资本主义由理性的自信走向理性的自负、理性的狂妄,最后反而走向愚蠢。三是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文明形态的必然要求。
第十,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这方面的动作可能会比较大。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
辽宁日报: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指导我国改革发展里程碑式的纲领性文献。如果将其置于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坐标系中加以纵横比较,您认为它有哪些特点?
周熙明:《决定》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思路、大战略、大举措、大突破。
一是问题导向。这也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的执政特点,即紧紧围绕中国最紧迫、最真实的问题,给予全面破解。目前,我们既要同时面对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固有问题,还要面对三类性质不同问题混杂在一起时产生的特殊问题。这需要用大智慧去破解。
二是公平导向。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就是公平公正。 《决定》强调“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频繁出现的“公平”,清晰勾勒出今后的改革走向。
三是民生导向。我们党以改善民生为己任。 《决定》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如人口计生政策重大调整,启动“单独二胎”;户改瞄准破除城乡壁垒,大小城市门槛“高低有别”等等。
四是“三个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回望35年改革开放历程,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解放思想,它是动力源泉;一个主旨从未改变,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它是目标;一个特点分外鲜明,那就是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其生命潜能,它是社会宏观上生机勃勃的微观机制。
五是“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有没有这些坚持,关系到中国的改革会不会脱轨。这不是一种概念上的固守,而是一旦在实践中放弃某一个,都可能造成惨剧。
六是“三不写”。即: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发展是相对改革来说的。
七是强调对内对外两个开放。我们曾坚持对内以改革为主、对外以开放为主,现在应是对外也要启动改革,对内也要启动开放。这是内在的开放、心灵的打开、思想的解放。对外,在世界格局中要积极参与,改革不合理的世界体系;对内,既有对外开放意义上的开放 (如不同地区之间的开放),更应该是每个人心灵的打开,内部个体生命能量的释放。
八是让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再次回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确定的主基调。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起草说明中,特别强调了两个时间概念:一是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历届三中全会在推动改革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这两个时间概念,事实上打消了过去一段时间外界对 “两个30年都不能否定”的过度解读。确定此次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坚定意志。
九是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0年,时间只剩下不到7年,时不我待。
十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坚实的实践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问题的高度自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在全会召开前,到各地前前后后开展了17次调研,这些调研都以问题为核心,所以才有三大基础。
十一是具有强烈的文明意识、人类意识、现代意识、历史意识、忧患意识。习近平同志反复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这是有机的文明思维得出的结论。
十二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我们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是一场自我革命。
解放思想才能提升执政智慧
辽宁日报:通过好的《决定》固然重要,但要把改革任务落实下去,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抓好落实。在落实《决定》过程中,有哪些紧要点?
周熙明:很多人愿意把此次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这自有道理,但必须注意,后者已经通过35年的实践转化为现实成果,而今天的《决定》再好,如果没有落实和实干,就依然是纸面上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存在。要完成这一转化,主要有三点。
第一,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信心、勇气、行动意志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逻辑得到正确的结论再使之成为实践理性、行动意志,这个过程十分关键。35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依靠改革开放能够获得正能量和赢得优势,我们就应该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树立改革开放的信心,提高改革开放的勇气。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任何事情,解放思想都是首要的。改革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制度的灵魂是观念,所以我们党强调思想解放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制度上要变革,最终变的是政治文化一整套的文明观念。思想不变,制度、体制只有表面之变,没有灵魂之变。价值信仰系统的重建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前提,也是成功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巩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在为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准备。
第三,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记者 谭怡 史冬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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