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刘同舫◆文
追求人类解放，达致人类解放的崇高历史状态，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主题和思想中心。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提，社会解放为人类解放创造社会物质基础，劳动解放即实现人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历史归结。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之间相互关联，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刘同舫
追求人类解放（首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母题。然而，学界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研究，大多集中在他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辩证审视时期所提出的思想上，笔者认为这是不够的：进入经济学研究以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明显地具体化为社会层面和个体劳动层面两个不同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以后，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分别蕴含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中，并相应地演变为社会解放思想和劳动解放思想。
一、政治解放的意义及其限度
1843年初，带着“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惑，马克思重返书斋，围绕着国家、市民社会、法之间相互关系，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神秘主义实质，批判黑格尔把国家理念变成了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然主义人本观，认为人不是抽象存在于世界以外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由人的世界产生了宗教。所以，费尔巴哈从人本异化角度对宗教的批判应该被继续深入到对国家、社会等尘世现实生活的批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马克思自觉的理论使命。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的实质和局限性揭露和批判的过程。
政治解放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其一，政治解放使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等一切宗教而实现了解放，不再是基督教国家。国家返回到真实世界，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本身。政治解放使宗教不再是国家公权力量，不再是国家精神，它完成了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使宗教成为个人私事。其二，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然而，马克思更深刻的地方、远远超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解放并不是没有矛盾的解放；相反，政治解放在完成宗教和封建特权批判时，在完成“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即宗教异化的克服时，也形成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它导致了人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时异化，即所谓“双重异化”。
就前者而言，市民社会虽然消灭了以出生血统、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准的封建等级差别，但却形成了以“金钱和教养”为主要标准的市民社会阶级差别。人被分化和再次异化了。因而通过政治解放确立的人权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任何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范围。人在市民社会中是异化了的人，市民社会成为异化了的社会，在异化社会里，“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市民社会不是人过类生活的场所，反而是私利冲突的战场，它把人的世界变成为互相隔绝和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就后者而言，政治国家没有因为自己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运用共同体的原则来克服和改正市民社会的“唯物”的自私自利性，恰恰相反，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作为政治解放标志的“立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这种国家，国家利益作为人民的现实利益，只是形式上存在，但作为一定的形式，它又同现实的国家并存。这里，国家利益作为人民利益在形式上重新获得现实性，但它也只应该有这种形式上的现实性。这种国家利益成了一种形式性，成了人民生活的调味品，成了一种仪式。”政治国家并没有真正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共同利益；政治共同体中的人，虽然是有主权的人，但同样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政治解放虽然使国家摆脱了宗教、传统的限制，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却并不意味着个人也摆脱了这些限制，个人仍然深受宗教的影响和控制。不论是在政治国家中，还是在市民社会中，人都无法过上类生活，发展自己独立个性和丰富人性，实现自己自由、自觉的类本质。
二、人类解放的视野及其维度
正是基于对政治解放之限度的深刻认识，马克思由此提出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思想。何谓人类解放？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他进一步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所指的人类解放包含两个相对分立的层面：个体主体维度（个体的经验生活和活动成为类生活、类活动）与社会力量维度(形成社会力量，实现人的个体本质和类本质)。社会维度的解放或曰社会解放明确要求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这意味着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消失了。而国家之所以会成为普遍利益、类生活的异化，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国家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才是绝对的，这种联系体现在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由此，社会解放的关键就在于克服市民社会，即把市民社会从唯利是图（金钱成为统治者）、相互敌对的个人世界改变为人的类生活场所。显然，由于受赫斯（Moses Hess，1812—1875）从社会关系（交往关系）角度看待人的本质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偏重于社会力量解放维度。
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借助于赫斯的观点，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在赫斯那里，“真正的社会联系”在现实世界中被异化为“交换或物物交换”关系。而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人的本质是充满创造性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交往异化、金钱异化不过是表象，劳动异化才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和起因。正是因为劳动异化，即劳动产品成为劳动者异己的存在物和劳动成为劳动者外在的、强制性的和异己的活动，使得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被相应地异化，劳动异化造成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的实质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这种真正的“共同体”符合真正的个人，但工人自己的劳动却迫使他离开这种“共同体”。整个人类奴役制包含在工人与生产的关系之中，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及后果而已。在现实社会里，异化劳动是一切社会丑恶的根源。人类解放首先是消除异化劳动，使异化劳动复归为和人的本质直接同一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实现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的个体主体维度由此凸显出来并被具体化为劳动解放。“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因此，劳动解放就意味着扬弃私有财产，使之成为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劳动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基础；社会解放不但要求把私有财产转变为“社会的财产”，而且要求摆脱宗教、家庭、国家对人的狭隘规定，使人成为“社会的存在”。
应当看到，马克思建立在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基础上的劳动解放、社会解放思想，尚存在着一些问题：他没有科学地把握造成社会异化乃至劳动异化的根源，也没有找到如何消除社会异化的正确路径；他误把劳动异化视为社会异化的根源，乃至把人类解放归结为人本主义的道义批判。但是，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劳动对象化和劳动异化区别开来，认为现实的异化劳动是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统一，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和劳动异化史观并不协调的观点：全部人的活动就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但它却是一本敞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这意味着现实的人类历史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现实的异化劳动为未来的人类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随后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定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就是现实的异化劳动，认为谈论人的自由、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极大的误解。而对异化劳动的消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不能从抽象的人和先验的劳动出发，而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看社会历史；社会异化的原因不应在什么“人的本质”“类”的观念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寻找，只能在异化现象发生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马克思固然还站在社会解放立场上强调为消灭市民社会与国家而斗争，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发展人类自身能力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改善问题。
三、作为客体向度的社会解放
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建立以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路，与此相适应，对作为人类解放之社会层面与客体向度的社会解放的关注与全面论证，成为马克思一生的主题之一。马克思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与全面论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层面的异化问题的剖析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站在新立场上首先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工业劳动”（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稍后的《共产党宣言》把这个思想非常鲜明地表达出来。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在社会层面的异化主要有哪些呢？通过经济学研究和对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社会异化不仅表现为政治力量的异化（和社会力量相对立），也表现为经济力量的异化，后者是更深刻的社会异化。经济力量的异化首先表现为不同个体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个体看来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个体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就是异化。生产力之所以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是因为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各种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异化才是造成社会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中生产关系（物质交往）的物化造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物化，因为人们其他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沦为物的关系（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是社会关系异化的病因和实质。于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
上述所有异化、异化力量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社会解放最基本的要求。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生产力不再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生产者，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将被消灭，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具有经济要求与性质要求。“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国家将自行消亡，因为它不过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市民社会被克服，国家就缺乏存在的基础。当然，市民社会的完全克服和国家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关键区别之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当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的生产方式来组织社会的时候，全部国家机器放到了历史的陈列馆，社会解放的目的就真正得以实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以后，作为社会客体向度的社会解放思想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紧密关联，这种关联使得社会解放不再是价值的应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自身通过异化的形式创造并积累着消除异化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社会异化力量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我们不应该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对之进行片面的道义批判。当然，只有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它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才使共产主义和社会解放成为“现实的运动”。
四、作为主体向度的劳动解放
马克思虽然十分关注作为人类解放之社会层面与客体向度的社会解放，但他并未因此而忽视人类解放的另一个层面——主体层面：立足于劳动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劳动解放。
劳动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应有之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从社会层面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力、社会关系（尤其是物质交往关系）为社会异化力量，同时又指出，劳动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消灭劳动”同样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劳动之所以成为异化力量，是因为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只是自然形成的。不过，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分工是就活动而言，私有制是就活动的环境及其结果而言。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化的生产力实质上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体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劳动异化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主要是私有制）造成的。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人类解放离不开劳动解放。
劳动解放的实质是什么呢？《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工人阶级“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这里的“自主活动”是与异化劳动相对立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它在历史上曾以片面的形式而存在，即把劳动排除在外，仅仅表现为狭隘的道德、政治实践和艺术创作活动。马克思此处把它和劳动联系在一起，就使得这种劳动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有了根本的区别，因为它不再是先验的应然意义上的价值设定，而是能动的生命创造活动。因此，从个体主体角度而言，劳动解放的实质就是由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时，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一致的。这是个体主体解放的两个主要内容。
马克思认识到，异化劳动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它具有不同的历史形式：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它们成为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对此的认识更为精细而明确了，他认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异化劳动，其中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对异化劳动的历史生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人类早期，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成是自我实现的自然，把劳动与劳动的物质前提视为天然的统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但随着劳动积极力量的不断扩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劳动、私有财产出现了，劳动的负面力量和消极因素开始出现并不断加强。它首先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并进而使劳动的目的性和手段性分离，即劳动者和劳动都成为别人的手段、工具，劳动具有了反人（劳动者）性的特征，这正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指的“异化劳动”，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么，以前的社会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在于：“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全面的异化，是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相对而言，前者的异化性、否定性力量要薄弱得多，而原始社会的人类早期劳动甚至不具有社会异化性。但马克思并不因此而主张回到原始状态去，因为假如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个人越不具有独立性。同时，劳动还严重受制于自然界，还谈不上自然层面的解放，没有自由自觉性可言。对此，马克思说：“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
马克思拒绝站在劳动异化史观的立场上对雇佣劳动进行片面的道义批判，相反，他多次强调了雇佣劳动的历史合理性。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消解了原始的血缘共同体和人身依附的封建共同体，确立起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以法律形式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但马克思也没有因此放弃对雇佣劳动的批判：他把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结合起来对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雇佣劳动产生出普遍异化，本质上是由外在目的规定所必需从事的劳动。这种劳动作为单纯的谋生手段，具有明显的非人性和历史暂时性，它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转变为更符合人性、更能彰显人的全面才能和多方面主体能动性的活动即自主活动。
劳动解放的动力来自劳动本身。考察人类的劳动史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劳动的非人性不断加深、异化不断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劳动自身不断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的过程。正是人类现实劳动中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矛盾构成了劳动解放的动力和源泉；现实异化劳动本身所蕴含和创造的劳动能力及其物化的社会财富，推动和促进着劳动解放的实现。和社会解放一样，劳动解放同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只有到了雇佣劳动阶段，异化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劳动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劳动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具有极端异化形式的雇佣劳动，是一个必然的过渡形式，“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充分的、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实质是一致的，即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具有一致性。
“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生产力不过是人们劳动能力的积聚和积累。而生产关系则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生产关系既是生产力的形式规定性，也是主体劳动的形式规定性。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关系的基本形式就是物质活动。这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根源于现实劳动中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革命既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解决，也是异化劳动和自主活动矛盾解决的根本条件。
就此而言，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不过是人类解放在不同向度的表现和要求。资本主义的异化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对个体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异己的社会力量，体现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对人来说是一种物化的关系，而且体现为产品对生产者的支配、物对主体的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对已实现的劳动的支配。资本关系不仅使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具有异己性、反人性，而且也使工人处于和他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相外化和相异化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也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异己的所有制。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时，“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他在《法兰西内战》指出，巴黎公社所建立的人民主权既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也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的基础上，但两者侧重点和立足点有明显区别：社会解放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的角度寻求社会异化之源和解决之道，而劳动解放则具有直接的主体人文关怀意味。从社会层面来理解甚至界定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人类解放思想，正是传统研究的基本思路。然而轻忽了劳动解放，会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无以彰显，因此，正确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必须把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考虑。而且，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为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才能避免重蹈抽象人本主义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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