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内容

一、《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遍览经史，亲自调查，网罗一切可以获取的史料，考核编排，写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规模宏大的《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创造了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52万字，130篇，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

12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

10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

8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专史

30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

70列传：历代有影响的人物或集团的传记（少数列传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五种体例，互相配合，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个核心部分，都是写人物为主的，用纪传体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开创。十表、八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通过这个有机的结构体，司马迁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初衷。后来我国封建社会许多历史家撰写史书，虽在体例、名目上略有不同，但主要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天人感应：董仲舒讲“公羊学”，他把本来是讲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人事方面，制造出一套专用天象占卜吉凶的迷信思想。他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意识地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说天对于人事间的活动也会有所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不服从天的意志，天就要降灾谴告，加以惩罚，这就是“天人感应”。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成为风靡一时的统治思想。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正好相反：

①他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加以区别。在《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用了《论六家要旨》，认为把阴阳四时加以神秘化，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观点其实是未必然的。如果相信这种学说，就会“使人拘而多畏”，完全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司马迁认为春夏秋冬是自然规律，认识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按照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

②司马迁对当时流行的“占星术”、“望气术”和神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在《封禅书》、《武帝本纪》中对于汉武帝的求神访仙的迷信活动进行了讥刺，说汉武帝相信方士的鬼话，劳民伤财，一次次求仙访道，但又毫无结果，“其效可睹也”。

③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向传统的“天道”挑战。认为通常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从历史人物的实际遭遇看，奸邪小人往往安富尊荣，公正刚直之人终生苦难，司马迁“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项羽本纪》太史公曰抓住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加以评论，认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他政治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造成的，绝不是“天意”的结果。

从这一点来看，《史记》具有科学性。

2、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①历史进化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变法的政绩是“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秦为暴秦”，“无道秦”、“虎狼之秦”，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反映出一种后今博古的思想和一个历史家“通古今之变”的眼光。

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准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①揭露统治者的暴行、暴政：

司马迁没有抹杀刘邦推翻暴秦、统一天下、开创大汉帝国的历史作用，也写了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眼光和作为，但是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书中写刘邦原是一个“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市井歹徒，与项羽争夺天下，固然有计谋，但处处表现出他残酷无情与市井无赖的嘴脸。《项羽本纪》中写刘邦一次被项羽追逐，他将儿子孝惠、女儿鲁元推下车去，车夫滕公看不下去，“常下收载之”，而他“如是者三”。又一次被项羽包围，刘邦父亲被项羽捉来，威胁刘邦要杀他父亲，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叔孙通为他制定朝仪，引群臣行礼，他顿时飘飘然，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的嘴脸。《淮阴侯列传》中更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话，揭露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刻薄寡恩。司马迁正是通过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描写，揭露了开国之君的真实面貌，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史记》对于“今上”汉武帝也颇多微词，据说《史记》中原著《武帝本纪》因触犯忌讳太多而被抽掉，今本《景帝本纪》、《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但从《史记》的其它篇章里，仍旧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揭露和讽刺是不亚于刘邦的。《封禅书》写武帝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实；《平准书》记载武帝为享乐和对外发动战争而加重税敛；《酷吏列传》细致地记述了围绕在武帝周围的一群酷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狱时，巧立名目，不问是非，专以武帝私心好恶为标准。杜周治狱，“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质问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照律令，立春后即停止用刑。这个嗜杀的酷吏，竟气急败坏地顿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满怀激愤地写道：“其好杀伐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原来武帝十这群刽子手的总后台。

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农民起义的合理性：

陈胜、吴广起义，他说陈胜虽死，灭掉暴秦，是由陈胜首事。破例将陈胜列在《世家》中去写。把陈胜看作商汤、周武王灭虐创新的人物。同样地，司马迁也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写了《项羽本纪》，主要是因为项羽也是一个在秦末“乘势起陇亩之中”，一往无前地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人物。

③歌颂反抗暴政的刺客和侠客和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中下层社会人物：

《史记》专辟《刺客列传》：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对他们视死如归、反抗强暴的行为做了生动的描写。

《游侠列传》写了一些救人之急、解人之难的侠义之士，“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如朱家、郭解等。

《魏公子列传》中为魏公子出计窃符救赵的夷门监者侯嬴，椎杀大将军晋鄙的屠者朱亥，促使魏公子归赵救魏的毛公、薛公。虽地位低下，但都具有一些优良品质，司马迁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以后两千年的正史，绝少写这样的人物和内容，班固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

④歌颂爱国人物和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有胆有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可贵品质：完璧归赵，不与廉颇争位。廉颇豪迈率直，勇于承认错误，负荆请罪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深明大义的爱国将领知错改错的优秀品质。从以上的许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和记载历史事件时，极其深刻地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爱憎，表现了《史记》的进步倾向。

四《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1 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 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2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3 人文精神的弘扬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4 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于《史记》的渊源关系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１８０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１３２种元杂剧中，有１６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