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等。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得起来。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

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改造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3个院落，一个挨一个。六院中的一至四院建于二十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3座，显得对称完整。如今六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也比较协调。草坪西侧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六个院落的风格统一，院墙花岗岩垒砌，大门进去，左、右、前各一厢房，成品字形，其间以环廊相通。都是二层，砖木结构，脊筒瓦顶，两卷重檐，青灰砖墙，朱漆门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毕竟难得真味，在众多簇新楼宇中，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

中文系五院居东侧3座院落之中，坐东朝西。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拾级而上，是个大院子。右边一古松，蟠曲如盖，常年青绿。左边桃树几株，幽篁数丛。门内侧两花架，垂满紫藤，最引人瞩目。到春天，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盛夏来了，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灿烂的时节在深秋，红、黄、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满墙挥洒，如同现代派泼墨。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是透心凉的肥绿。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绿荫满眼，顿生清爽，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

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便到了正厢门，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庄重大方。进屋去，上为木雕天花横梁，下为紫红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再拐弯，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二楼结构和地下大致相同。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造，没有炫耀的装饰，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让人亲切放松，毫无压迫感。

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出去，又一个园子，是后院，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加杨、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种植物。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做过调查，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因相对封闭，平日少人问津，园子有些荒芜，却更显幽静。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百草园”。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近年变成了停车场。可惜，可惜。

“文革”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在文史楼，“文革”中师生“三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32楼。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恭喜”。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年都过去了。

五院虽小，却用得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五院两层不到30个房间，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收发室，大部分是教研室，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收发室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师生，他就是冯世澄先生。冯先生负责收发，兼做教务，说话细声漫气，谦和有礼，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五十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叼着烟斗，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颇为正规，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而芩麒祥、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时间不定准，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

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招待，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经常都空着，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分隔成近二百个浅蓝色铝制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其格局多年不变，无非桌子板凳，三五书架，既没有“二十四史”，也不见字画墨宝，很是简陋。20年前，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或者报纸社论，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百十号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凑合。记得有一回，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倾向”，刚说到一半，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蹭的就站起来，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那时我刚留校，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觉得这很平常。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讲座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黄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ina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嘈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解，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

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妙语连珠，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去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海派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狂放不羁，声响如雷。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他们学术研究的“入门”，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门”。

如今北侧楼上除了会议室，是几间系行政班子的办公室，面积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户，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别有韵致。1995年，费振刚教授执掌中文系，拉着我担任副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和费老师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间。分给我的只有一张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时找研究生谈事，没有地方坐，就对站着说上几句，倒是可以节省时间。后来图书馆系（原在西侧地下一排）从五院搬出，中文系宽裕一些了，每位负责行政的老师才有单独的办公室。1999年我担任系主任至今，办公室一直就在西侧楼上紧东的一间（就是刚才说的詹明信教授讲学那一间）。说来我与这个房间有特殊的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那时家住畅春园55楼，筒子楼，房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这个房间用功。八十年代初北大不像现在热闹，即使周末晚上隔离的“二体”有舞会，十一点钟差不多也就收场。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我的第一本书《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就杀青于此。想不到十多年过去，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只能摆一张桌子和几个书架、沙发。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多书刊，几年下来，房间就被图书占去一半，许多书刊上不了架，只好临时堆在地上。我又有个坏习惯，自己的书刊只能自己整理，怕别人代劳找不到，而自己又难得来办公室，结果一摞一摞的书都快把沙发给淹没了。不过，和师友交谈或者会见校内外文人墨客，甚至外宾，我都不太喜欢到会议室或咖啡馆，尽量还是在五院的办公室，尽管书堆得很挤很乱，端杯茶都不知放哪里好，但我知道读书人对书并不反感。

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教授有一间专用办公室，硬件大大改善。唯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校方发善心，决定拨款在未名湖畔建一座人文楼，专供几个文科系使用。请人设计了图纸模型，拿到系里征求意见，让大家选择式样，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有兴趣。2007年底新楼终于奠基了，很排场的仪式，校领导都来参加，校新闻网还专门发了报道。有“好事者”竟把报道转贴到学生网页，换了一个标题，叫作《五院的挽歌》，喜事成了“丧事”，有点“无厘头”。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是有些舍不得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五院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驊、吴组缃、季镇淮、芩麒祥、朱德熙、王瑶、阴法鲁、周祖谟、林庚、林焘、陈贻焮、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每位师生在这里都能勾起许多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生命中，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了。

新楼肯定比较现代而又宽敞，每人能有一间也是早在期盼的，但中文系真的从五院迁到新楼了，也许又觉得还不如现在。在传统的优雅的五院自由出入，毕竟可以那样的随性自在。